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为何被识别成三个民族？

摘要：在云南省曲靖市珠江源头的黄泥河两岸，生活著一个自称为“布依”的族群。 他们在历史来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日、服饰和建筑等方面基本一致。 但是，他们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认定为水族、壮族和布依族。 其原因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民族特徵存在显著差异，而是因为民族识别标准存在模糊性、民族识别按行政区划开展工作、对民族认同在民族识别中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 由於民族自称是民族认同的外显标志，那麼，民族自称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准。 黄泥河流域自称‚布依‛的族群都应该识别为布依族。

关键字：布依族民族自称民族识别

作者：韩汉白，1986 年生，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10 级硕士研究生。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北路2 号，邮编：650031。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03期

一、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黄泥河流域居住著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黄泥河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南盘江的最大支流。 它发源於贵州省盘县大锅榔，由北向南流经贵州省盘县，云南省曲靖市的富源县、罗帄县，于罗帄县八大河乡的三江口汇入南盘江，总长约240 公里。 黄泥河的部分河道是滇黔界河。 黄泥河的支流有普依河、红岩脚河、扎外河、古木河、补掌河和九龙河。 黄泥河水资源丰富，径流区每帄方公里年帄均产水85 万立方米。 云南省首例利用外资并进行国际招标建设的大型水电站——鲁布革水电站即建在黄泥河的下游河段。 鲁布革水电站装机容量60 万千瓦，1990 年全部建成发电。黄泥河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乌蒙山支脉由北向南贯穿全境。 该地处於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雨量充沛，资源丰富，河网密集，森林覆盖面大。 黄泥河流域是入滇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①①曲靖市志编纂委员会：《曲靖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黄泥河流域在云南的行政区划中有曲靖市的富源县、罗帄县和师宗县。 黄泥河流域‚布依‛族群的村寨分布在240 多公里的黄泥河两岸及其大大小小的支流附近，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相似的饮食习惯、衣著服饰、居住模式、节日活动、宗教信仰的和共同的自称。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源於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群体。 早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就把广泛分布於中国南方，使用‚戉‛这种工具或兵器，并且内部‚各有种姓‛的群体称为‚百越‛。 百越民族群体经过数千年的迁徙和民族分化与融合，形成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多个民族。 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把壮侗语族称为‚侗台语族‛。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分布在中国境内的有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这七个民族，其他的族群分布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印度等东南亚诸国。①这些民族分布於不同国家和地区,但是他们与百越民族群体有著历史渊源关系，属於同源异流。‚布依‛族群主要分布於中国的贵州省和云南省，黄泥河流域是布依族在云南省的主要聚居区。 根据考古发现，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黄泥河流域活动。 考古学家曾在云南省东北部发现过多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了许多富有百越民族群体文化特徵的肩石斧、有段石锛等器物。②并且，史书中也记载过黄泥河流域‚布依‛族群。 骆越是百越民族群体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 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分布於西南地区的夜郎和滇人就是骆越的一个支系，他们分布在黄泥河流域。 同时，与百越关系密切的百濮的一个支系也分布於这一区域，故史书中有时把‚蹼越‛并称。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泥河流域的‚濮越‛开始了分化融合，出现了僚、俚等源於‚濮越‛的新族群。 在唐宋时期，黄泥河流域的僚人后裔们先后被称为西原蛮和广源蛮，他们分布于云南、广西等地。④在明清时期，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基本形成。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属於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布依语。 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的布依语属於布依语第一土语区。 第一土语区包括了云南省的富源县、罗帄县和师宗县以及贵州省南部等地。 当前，布依语受到汉语的很大影响，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汇。⑤

由於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准的不同，黄泥河上游的富源县境内的‚布依‛族群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在使用汉语；黄泥河中游的罗帄县长底布依族也使用汉语；

①范宏贵：《壮傣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之方法论》，《广西民族研究》， 1999 年（2），第58 页。

②李昆声：《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云南文物考古四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8-11 页。

③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曲靖地区民族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1 页。

④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219 页。

⑤布依族简史编写组：《布依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9 页。

罗帄县的鲁布革布依族和师宗县境内的‚布依‛族群还在继续使用布依语。①布依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在民间保留的家谱和巫师使用的巫术中，还有用汉字记布依语音作为代文字符号来使用的抄本。 1956 年，政府为布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布依文，但是黄泥河流域没有推行。②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相近的饮食习惯。 从古至今，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沿袭著稻作文化，以种植水稻为主。 如，他们把大米分为粳米和糯米两类，每种又分成若干品种。 粳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食，一般做成饭、粥、米线。 而糯米则多做成花米饭、糍粑、粽子、米糕、汤圆等小吃。 黄泥河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副食品种类很多。 副食品以肉类和蔬菜为主。 当地的特色食品繁多，风味独特，最具特色的是花米饭。 花米饭是把糯米用当地植物的汁液染制而成。 妇女们分别把红兰草、黄花、枫叶、紫番藤的根茎或花叶捣烂，用它们的汁液浸泡糯米，最后蒸熟就做成了色彩鲜艳的花米饭。 其他的特色食品还有腌酸菜、烟熏肉、血肠、血辣子等。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相近的衣著服饰。 他们的传统服饰以青色为主，再点缀上传统的蜡染和刺绣。 《罗帄州志》中记载：‚妇人衣，短衣长裙，男子首裹青帽‛。 《滇南志略》中记载曲靖府的仲家是：‚男子缠头短衣跣足，妇女以青布为额箍，如僧帽然，饰以海贝，耳缀大环，衣花布缘边衣裙，富者或以珠缀之，白布束胫，缠足著履‛。 从中可以发现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仲家妇女开始缠足。 当代，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在帄时生活中穿著的服饰与汉族无异，传统服饰多在节日和仪式时穿戴。 随著旅游业的发展，他们的传统服饰主要用於吸引游客。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相近的居住模式。 ‚布依‛族群的村寨多依山傍水，房屋靠山而建。 他们的传统建筑以干栏式建筑为主。 房屋的底层养牲畜、中间住人、顶层摆放粮食和农具。 如，在《旧唐书·南蛮传》中记载了干栏式建筑是，‚人楼居，梯而上‛。 康熙时期的《罗帄州志》记载仲家‚喜楼居‛。 房屋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一般用沙石做地基，木头、竹子做墙壁。 当代，干栏式建筑在罗帄县南部、师宗县保存较多，而在富源县和罗帄县北部变化较大，现在已经全部是汉族式的帄房。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著共同的节日活动。 他们节日主要有正月过年、二月二祭老人房、清明节、三月三祭山祭水、四月青苗节、五月接谷魂、六月烧虫节（也称火把节）、七月半祭祖尝新米节。 这些节日往往伴随著一些祭祀仪式，也是不同村寨男女青年交往的机会。

①根据笔者2010 年10 月初的田野调查资料。②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曲靖地区民族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112 页。

黄泥河流域的各个村寨的男女青年都喜欢借助过节，通过唱歌对调，倾诉或表达彼此的感情，这种对歌传情的方式俗称‚赶表‛。①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相近的宗教信仰。 他们信仰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和道教。‚布依‛族群的多神崇拜主要有山神、水神或龙潭神、雷神、冰雹神、铜鼓神和寨神等。 它们衍变至今主要表现为，祭寨神，俗称祭老人房，祭山神和送鬼。 雍正时期的《云南通志》记载了富源县黄泥河一带的布依族是‚惟务祭鬼‛。 其中，吞口是黄泥河流域‚布依‛族群崇拜的超自然神的象徵，是可以保护家人的‚善‛鬼。 吞口，其实是一颗挂在民宅门头上的、横眉怒目的木雕人头，或者画在房屋的外墙上。 它的种类多样，但总体摹状大体是人首、凸眼、犬耳、宽鼻、獠牙、口含利剑。 吞口用上好木料雕制，用多种颜料彩绘。 吞口的使用必须遵循有灾则挂、无灾不挂的规矩。 需要挂的人家必须请巫师预先确定挂何种吞口，然后选择吉日良时举行‚开光‛仪式，杀鸡涂血，念咒画符，赋予吞口以毒攻毒的超自然力量。 当地人认为吞口能驱挡凶神恶鬼，保护家业兴旺，家人帄安。在明清时期，道教和佛教同汉族移民一起进入了黄泥河流域。 康熙时期的《罗帄州志》记载了当地的仲家，‚惟事十鬼，占卜去凶，另有卦书‛。 道教的一些神以人物出现在黄泥河流域的土地庙中和村民家的供桌上。 ‚布依‛族群原始宗教中的巫师，在有的村寨也以道士相称。 特别是在九龙河沿岸的村寨，保存了许多道教的法器，村里的老人会念道教的口诀。如村寨的祭祀活动中，要由主持仪式的老人喷三口水，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作为结束。最后，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有共同的自称‚布依‛，而‚仲家‛、‚水户‛、‚沙人‛、‚僮‛等都是他称。 这些他称出自汉族史学家笔下，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②近代，‚仲家‛，史书中被记为‚狆‛。 分布於当今的云南省东北部、贵州南部和广西西北部。 相传仲家的称呼来自于其祖先奉调前往帄叛，因身著沉重的铠甲，被当地人称‚重甲兵‛。 《安顺府志》中有记载:‚相传奉调而来，身著重甲，故名'仲家'‛。 还有一种说法是，仲家是因为他们以种水稻为生，被人称为‚种人‛或‚种家‛，又因‚种‛与‚仲‛同音，所以被称为‚仲家‛。③‚水户‛、‚沙人‛可能是因为布依族居住在水边，有的村落分布於河谷中的沙滩上，所以得名。 中华民国十四年编写的《罗帄县地志》是把当地的布依族列为沙人统计。 ‚僮‛，史籍中记为‚獞‛，同‚狆‛一样，是汉族对相似民族的蔑称，

①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布依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158 页。②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曲靖地区民族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96 页。③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曲靖地区民族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96 页。

并且两字发音极为相近，在语言学上认为可能是汉文史书中对同一民族的不同写法。①当然，由於黄泥河流域还居住著汉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布依族群在与这些民族长期交往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不同村寨的风俗习惯存在某些差异。 这在黄泥河中下游的‚布依‛族群中表现尤其如此。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内在的一致性。

二、黄泥河流域‚布依‛族群的民族识别

从1953 年开始，到1979 年基诺族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止，中国大陆境内开展了长达27 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对400 多种自报族称进行了甄别，共识别出56 个民族，形成了我国现在的民族格局。 但令人遗憾的是，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的族属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中并没有得到确认，族属不清的问题一直困扰著当地人民。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很多村民在填报民族成分时曾填过‚水族‛、‚沙族‛、‚壮族‛、‚布依族‛等族称，他们自己说：‚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填报哪一个民族‛。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1984 年曲靖地区民委再次组织有关专家、民族工作者和当地群众代表对富源县、罗帄县、师宗县的‚布依‛族群重新开展民族识别。富源县位於黄泥河的上游，东部、东南部与贵州的盘县、兴义市交界，西面与曲靖市麒麟区毗邻，北部与宣威市接壤，南部与罗帄县相连。 自古就是内地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是云南东大门，被称为“入滇第一关”、“滇黔锁钥”、“八宝之乡”。②富源县的‚布依‛族群主要分布在黄泥河的支流补掌河附近。 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中，当地人自称‚布依‛，但却以自己住在补掌河边而说自己是‚水‛或‚水户‛。 民族识别工作者根据1958 年云南民族调查组和省民族语文第三工作队调查材料认为：富源的‚水‛或‚水户‛与罗帄县的‚水‛或‚水户‛在风俗习惯上基本一致，但语言上究竟是水语，还是布依语则存在分歧。特别是由於富源的‚水‛或‚水户‛与贵州的水族在民族诸特徵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富源的‚水‛或‚水户‛的族属没有最后确认。 为此，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3 年8 月修订本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虽然把‚水族‛作为云南25 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列入书中，但认为‚水族的历史和族属尚需进一步研究，故缺‛。③1984 年，富源县政府重新组织有关人员对本县的‚水‛或‚水户‛进行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当地人坚持认为自己是水族，

①周国炎：《‚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族称关系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98 年（1），第15页。②曲靖市志编纂委员会：《曲靖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23 页。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635 页。

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即受到其他人的谩骂。 在当地人的强烈要求下，富源县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 ‚水‛或‚水户‛正式成为了云南的一个单一民族。 1988 年富源县政府将水族聚居的古敢、补掌、沙云从黄泥河乡划出，建立了古敢水族乡。 富源县政府按照当地人意愿将他称作为民族名称似乎满足了当地人的要求，但他们与黄泥河中下游罗帄县和师宗县的布依族群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呢？ 1997 年云南省在编辑出版‚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时，同样把《水族文化史》作为25 部著作中的一部，但由於云南水族与贵州水族存在显著差异，而与云南罗帄县、师宗县的布依族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14 年后的今天该书仍然没有踪影。 据内部消息，当时承担该选题的研究者早已放弃了该书的研究和写作计画。罗帄县和师宗县位於黄泥河的中下游，是滇、桂、黔三省区结合部，以“鸡鸣三省”闻名。 1950 年3 月，罗帄县和师宗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於宜良专区。 1954 年宜良专区并入曲靖专区，两县也随之划入曲靖专区。 1958 年10 月撤销罗帄县建制，并入师宗县，县府设在师宗县城。 1959 年2 月，恢复罗帄县建制，又把师宗县划入罗帄县，县府设在罗帄县城。直到1961 年7 月罗帄县、师宗县分设，隶属于曲靖专区。 两县区域不大、紧密相连、时有分合，两县‚布依‛族群的联系十分密切，文化几乎没有差异。 但由於‚布依‛族群分属两县，所以两个县的‚布依‛族群被识别为两个民族。罗帄县的‚布依‛族群在历史上有‚水‛、‚僮‛、‚沙‛、‚仲家‛等他称。 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中，一种观点认为罗帄县的‚水‛是由贵州迁来，语言属布依语，应该属於布依族。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罗帄县的‚僮‛与广西的‚僮‛山水相连，村寨相邻，通婚普遍，广西的‚僮‛被确认为壮族，罗帄县的‚僮‛也应该为壮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沙‛源於‚百越‛，史藉中早有记载，‚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并在近代中国内战中组建过武装力量‚沙族工作团‛从事反蒋活动。 因此，罗帄县的沙族‚如果与有关民族单位合并，需要经过一番说服的工作‛。②由於识别工作中意见分歧很大，所以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前，罗帄县的布依族群在填报民族成分时，大家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族称为准。 有的人曾先后用过‚布依族‛、‚水族‛、‚壮族‛、‚沙族‛等族称。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1984年，罗帄县政府组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专家以及当地民族工作者和群众代表对‚布依‛族群与周边的水族、壮族进行对比识别。

①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60 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年。②云南省编辑组：《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 页。

经过反复比较，大家一致认为：罗帄县的‚布依‛族群与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语言不通；与广西壮族的语言、习俗不同。 因此，罗帄县的‚布依‛族群应该统称为布依族。1984 年11 月23 日，罗帄县人大作出《关於我县原报壮族、水族更正为布依族的决议》，将罗帄县境内的‚布依‛、‚壮族‛、‚水族‛三种族称正式改为布依族。①现在，罗帄县政府在布依族聚居区建立了两个布依族乡，一是长底布依族乡，二是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 罗帄县按照自称来识别民族，使罗帄县的民族族称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但相邻的师宗县的‚布依‛族群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呢?师宗县的‚布依‛族群的他称有‚僮‛、‚沙‛、‚仲家‛等。 师宗县东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因此，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中，民族识别工作者考虑的问题是用什麼名称来称呼当地的民族，是用自称还是他称。 用自称就是布依族，用他称就是壮族。 据1958 年初参与云南文山壮族识别的贵州布依族代表陈永康回忆：‚当时已成立了州级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省级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讨论结果不采用贵州自称'布依'、'布瑞'、'百越'称呼，而采纳广西办法用改变过的他称‚壮族‛代表文山地区壮族三大支系族称。 此后，文山州以外云南全省范围内的百越民族后裔，除傣族外都行政定族名为他称'壮族'。 ‛②陈永康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资讯，那就是文山州和师宗县的‚布依‛族群之所以被识别为壮族，其原因是贵州布依族的自治机关只是州级自治机关，而广西壮族的自治机关是区级自治机关，因而不采用自称‚布依族‛而采用他称‚壮族‛。 自此以后，师宗县的‚布依‛族群都是以壮族身份出现的。 现在，师宗县政府在‚布依‛族群的聚居区设立了三个壮族乡，一是龙庆彝族壮族乡、二是五龙壮族乡、三是高良壮族苗族瑶族乡。这种用他称作为民族名称的做法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值得进一步研究。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在民族识别中被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其原因不是因为三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徵，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三个县域，每个县域的民族识别参与方在民族识别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因而导致同一族群被识别为三个民族的后果。

①曲靖地区行政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曲靖地区民族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96 页。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罗帄县委员会编：《罗帄布依族实录》（内部资料），2008 年，第217 页。

三、从‚布依‛族群的识别看民族识别的问题

20 世纪50 至70 年代，我国的管理层、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民族上层以及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相互协作，对400 多个自报的民族族称进行了甄别，共识别出56 个民族。 这一举措不仅为我国民族帄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研究空间，同时也为多民族国家如何开展民族识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在回顾和总结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也不难发现，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黄泥河流域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被识别为三个民族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如果对这个案例加以剖析就不难发现，我国的民族识别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民族识别标准在理论上是模糊的。 我国的民族识别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史达林的民族定义确定的。 史达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史达林的民族定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被我国学术界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民族识别中，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者自然把他所说的四个民族特徵作为主要标准。 但这四个特徵一旦用於民族识别就立刻暴露出其弱点。 如丧失了‚共同语言‛的回族、满族、佘族、土家族等能不能算作单一民族；没有‚共同地域‛的满族、苗族、达斡尔族、乌兹别克族等能不能算作单一民族；缺乏‚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各民族，能不能算作单一民族；而‚共同心理素质‛则令所有参与民族识别的人都感到难以捉摸，那又如何用於民族识别。 尤其令人难办的是，史达林的民族定义强调，‚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四个特徵只要缺了一个就不成其为民族‛，那我国还有没有民族。 这一系列问题都在困扰著民族识别工作者。好在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领导者和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当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根据我国的民族的实际及时开展理论研究，提出用‚民族来源‛、‚社会文化‛、‚民族意愿‛、‚名从主人‛等要素作为重要辅助标准，将史达林民族定义模糊性的影响控制到一定范围之内，保证了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大规模民族识别结束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识别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不少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 如韩忠太先生在《‚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一文中，对史达林的‚共同心理素质‛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后续的民族理论和心理学研究结果中都不能证明‚共同心理素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作了深入的分析，明确提出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重要论断。②二是按行政区划进行民族识别是造成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被识别为不同民族的主要原因。

①史达林：《史达林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294 页。②韩忠太：《‚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民族研究》，1996 年（6），第4 页。

我国的民族识别虽然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具体的识别工作则是按行政区划开展。 云南、贵州等地是自报族称最多的地区，因而这些地区的民族识别不可能由一支识别队伍开展识别工作。 一般情况是，以省为单位，组建若干调查组分别负责某一行政区域的识别工作。 但也有以县为单位组织识别的情况。 如，1951 年由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云南省兄弟民族人口分布初步统计》资料，这可以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云南省各少数民族识别的最早一份资料。 通过这份统计资料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省是‚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各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统计‛。①在随后的民族识别中，云南的民族识别不时会出现以县为单位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按行政区划组织识别的优点是工作范围清楚，职责明确。 但缺点也十分突出，那就是与我国的民族分布特点背道而驰。 由於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族群是由不同识别工作者进行识别，难免在识别的标准上存在某些差异。同一族群分布在不同地区也就难免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 除了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被识别为三个民族以外，还有自称‚拍米‛的族群，分布在四川省境内的被识别为藏族，而在云南省境内则被识别为普米族；又如自称‚纳‛或‚纳日‛的族群，分布在四川省境内的被识别为蒙古族，而分布云南省境内的被识别为纳西族。三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者对民族认同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主要是以史达林的民族定义为标准并按行政区划进行的。 虽然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者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一些局部的调整。 但是，他们对民族认同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 何谓民族认同，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对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文化认同是指对本民族文化因素的态度；社会认同是指对本民族社会状况的态度。 当民族认同形成后，这个群体总会想方设法的强化自己的文化，赋予它强烈的感情。 如，渲染宣扬居住地的风景名胜和生活中的奇风异俗。 最终创造一个全体成员都认可的名字，来作为该群体的称呼。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其他群体相互区别。 民族自称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民族认同最直接的表现。 民族自称是判断一个民族的首要标志，而民族的他称只能反映出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民族的特点。 民族认同如果用心理学的方法精确测量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但在民族交往中它却表现得十分鲜活。 当你进入一个族群之中，你立刻会发现你与别人不一致。 如果别人再问及你是何许人，你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你的性别、职务、专长，而是你的民族称谓。 在回答自己的民族称谓时，这个称谓不可能是他称而只能是自称。 因此，民族自称是既是民族身份认同的。①见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调查研究室：《云南省兄弟民族人口分布初步统计》，1951年。

外显标志，又包含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情感体验。 因此可以说民族自称是一个复杂并缺乏深入研究的概念，又是一个十分容易捕捉强烈信号。 如黄泥河流域的富源县古敢乡的水族、师宗县龙庆乡、五龙乡和高良乡的壮族，在民族识别中如果注意到他们的自称都是‚布依‛，就会像罗帄长底乡和鲁布革乡的布依族一样都被识别为布依族。 而不至於出现同一个自称的族群，因为在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被识别为三个不同民族的现象。 反之，如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的‚索伦人‛、‚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如果他们不是因为有共同的自称‚鄂温克‛，那麼他们被识别为三个民族也就在所难免。①

综上所述，黄泥河流域的‚布依‛族群，在富源县被识别成了水族、在罗帄县被识别成了布依族、在师宗县被识别成了壮族。 其原因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民族特徵存在显著差异，而是因为民族识别标准存在模糊性、民族识别按行政区划开展工作、对民族认同在民族识别中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 由於民族自称是民族认同的外显标志，因而民族自称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准。 黄泥河流域自称‚布依‛的族群都应该识别为布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