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族源问题探讨

编者按：

布依族的祖先究竟从何而来？民间大都各有说法。对于这个问题，相关史料和专家早有定论：布依族为土著民族。但是，这与现存的族谱、家谱的记载以及口传的说法大相径庭，不免引起许多人的困惑：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祖先真的是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而来的吗？还是别的地方迁徙而来？

本文作者：

蓑笠翁，本名吴大贤，1941年生，男，布依族，退休教师，住关岭县大盘江村。

摩经顾问：

吴瑞贤，男，布依族，1943年生，非遗《摩经》传承人，非遗铜鼓演奏传承人，住关岭县大盘江村。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弄清各民族的历史源流，有益于国内乃至国际间各民族相互了解，增强友谊交往团结共进，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广大民族工作者和史学界专家，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出版了民族简史丛书，其中有一部《布依族简史》，这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

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无法记录下本民族的历史沿革，史学界专家只能凭借汉文典籍和当今民族现状来研究考证少数民族历史，而汉民族在秦汉以前，对边远少数民族交往很少，了解不多，因此要想从秦汉以前的汉文史资料中寻找出当时少数民族资料，是不可能的。秦统一六国，进而统一西南后，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往逐渐增加，有所了解，汉文史资料中始有片段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记载。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有些记载或因不了解，或因民族偏见而失实的不少。因此只凭汉文典籍资料来推测少数民族族源，难免有误差，考证的结果是否与客观史实相符，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这里我们想从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角度，对布依族族源问题，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行家里手，幸祈指教。

一、布依族是土著民族还是外来民族

布依族是古骆民族的后裔，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定论。但因古骆民族生活的区域，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就引起了史学界对古骆民族的后裔之一，布依民族是外来还是土著问题的争议。

外来说的主要依据是现在所有的布依家族，或世代口口相授，或载入宗庙族谱，都声称自己原籍江西、湖广或南京，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时迁入贵州的。

外来说已被史学界证明是历史的大篡改。清朝初年，布依族上层阶级逐渐学习汉文化，研读《四书》、《五经》，也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林。然而当时的民族歧视政策，不允许“土人”参加科举考试，一些布依族上层人物为了取得考试资格，编篡族谱，将祖籍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史实相附会，说自己的祖籍是江西、湖广或南京，原来也是汉族，是“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来到贵州后，与夷（布依族）融合，被夷同化了的。很多在乾隆、嘉庆年间编辑的布依族族谱，都有本族原系江西、湖广或南京某名门旺族的后代，或“征南”某名将后裔，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从事戍行，南入于黔，既而大难削平，偃武修文，寓兵于农，立家作室，无复邦族。生于斯，长于斯，亦食于斯，因习固陋，冠婚丧祭，酌古宜今，言语衣服，随俗从宜”（引自关岭县大盘江《吴氏家谱》）或“娶夷为室，与夷同属，变异家风”（引自晴隆县上规模《罗氏宗族家族实录》）之类的记载。祖籍这么一改，就能参加科举考试，得到比较平等的待遇，于是大族小姓都说自己原籍江西、湖广或南京，都说原来是汉族，说是被布依族同化了的。

诚然，明代初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后，故元梁王瓦尔密镇守南滇（云南及贵州西北部），负隅顽抗，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兰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帅三十万大军征南，打败瓦尔密部后，傅友德奉诏班师回京，留下沐英部在云贵屯兵驻守。这就是历史上的“调北征南”。明军在云贵屯兵驻守的地域，含布依族聚居地域。在屯兵驻守中，有部分军士与布依族通婚，“娶夷为室”，但依父系血统，其语言、信仰、风俗仍然不改汉民族的大体。这是现今自称“调北征南，南入于黔”的汉民族。也有一部分军士，在屯田中与布依民族杂居，成为布依族的“上门女婿”，变成了布依族。但就总体而言，驻军中的“上门女婿”毕竟是极少数部分，现在的布依族绝大部分还是地地道道的夷人（布依族）。

从地名学的角度来考据，现在布依族聚居区内，村寨名为“某屯”、“某营”、“某哨”、“某堡”等的村寨，其居民大多数是汉族。布依族的古老村寨都是布依名。也是说明“调北征南”时，汉族与布依族通婚的现象是有的，但被布依族“同化”的现象是极少的。

“调北征南”以后，明政府又将大批江西籍农民迁徙到云南、湖广（当时贵州分属云南、湖广、四川三省）地区垦边，史称之为“调北填南”。“调北填南”是集团性的大迁徙，由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南迁的汉人往往沿交通要道聚成村寨。北来的汉人多了，与布依族的通婚现象也相对减少，到布依族地区当“上门女婿”的就更少了。

再说大家都说原籍江西，都说原係汉族，都说是被布依族同化了的，那么“同化”的土著布依族当然要比外来的汉人多得多，才能将外来的汉人同化成布依人。但谁家是土著的布依族呢？笔者考察，没有一家承认自家是土著，这正好证明现在的布依族绝大部分是土著，只有极少数是被同化的汉人。

《布依民族简史》持的是“土著说”，其主要依据有四点：

（一）布依族自称“文本”（土著或主户）。

（二）布依族在超度亡灵时，招魂幡上写有“黔州”、“矩州”等州名，这些州址都在贵州境内，只有少数如吉州等在江西。

（三）布依族在年节供奉祖人时，都要请历代住在各地的祖人亡灵前来受供。其中有些家族的祖址有达罕、蛮洛、拉少，林上、贯窗、歌告、善书、珉谷等地。这些地址都在贵州境内。

（四）贵州发现很多古人类遗址。

所以得出：布依族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及其以北地带的结论。

第一，布依族自称“文本”，甚至说某地某些田地是他们的祖人率先开垦的。但这个“土著”的含意是率先在这些地方开创农耕。率先开创农耕者是否“自古生息繁衍于此”，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第二，第一二两点的依据是一回事，都引自布依族全民信仰的“抱老托”经文《湮哦》一章。《湮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各个家族的迁移路线的。布依族各家都有口口相授，代代相传的《湮哦》。

超度亡灵时，老摩（即摩公）要问主人：“你家祖人某某魂归何处？”主人则依据自家的《湮哦》回答老摩。老摩又依主人的回答转告亡灵：天堂也有人间相应的地址，叫亡灵遵照《湮哦》中迁移的路线，去寻找自己“老家”的祖宗。并通告天庭中亡灵的祖宗阴灵，前来迎接他家后代的亡灵上升天堂。因此布依族将人弃世了称为“回了老家”。

供奉祖先时则相反，是请“老家”的组人顺着《湮哦》的路线下界受供。

《湮哦》在布依族中是十分重要的。忘了《湮哦》就是忘祖望宗。祖先的阴灵无从下界受供，此生和后嗣万代死后的阴魂也无从超度上升天庭，到老家和祖先团聚，只能在鬼界做游魂野鬼，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湮哦》相同，就是同宗共祖。布依族普遍有同一姓氏而《湮哦》不同的现象，也有同一《湮哦》而不同姓氏的。这一现象表明《湮哦》的形成年代比姓氏还要早，是研究布依族源流的一个重要线索。

布依族习俗，传授《湮哦》只传男不传女，因为“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姑娘出嫁后就随夫家《湮哦》，未过门而少亡的女青年，也只能由原定未婚夫家超度。给后代儿孙传授《湮哦》时，只能口口相授，不能用文字记录，用文字记录后，没有得到及时超度的亡灵（布依族有几代才超度一次没有超度过的亡灵的习惯），便会将子孙弄得无法安宁。由于是口口相授，只取其音，用汉字替代。故此，《湮哦》中文字的借用、错用、误用在所难免。如常见《湮哦》中音近州就有“黔州、虔州、全州、乾州；矩州、且州、借州；淄州、知州、之州;琼州、情州、晴州等。实际州名是什么，州址何在，有待考证。

“抱老托”教这一原始宗教属多神教。与众多宗教一样，它源于原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丰富完善起来。“抱老托”的经文很多，是研究布依民俗、文化、民史沿革的重要资料。但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州制是唐朝才开始设立的。黔州是唐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黔中道的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黔中道所辖包括今湖北省西南部、四川省东南部、贵州省北部、湖南省西北部（《辞说》黔中条）。显然“黔州”绝非布依族的发祥地。矩州倒在贵阳市一带，属布依族第二土语区，但已远离布依主体聚居的珠江流域而进入长江流域，也不可能是布依族的发祥地。

由此可见，《湮哦》虽是考察布依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其州址实地何在？ 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再说现在的《湮哦》反映其家族源流，只有州名，因此它也只能反映唐建州以后的历史。要考究族源问题，现存的《湮哦》也是不足为据的。

为什么《湮哦》只有建州以后的记载呢？这可能和清朝初年，布依族普遍篡改族谱有关。本来老摩问《湮哦》时，直到如今仍要先问：“你家祖人的鱼篓放在哪里？”才问到：“你家祖人在哪里开垦了哪些田地？”显然鱼篓所放之处，指的是以渔业为主的原始部落时期的部落住址，这才是布依族的真正发祥地；开垦田地的地方，指的是农耕时期。可惜现在的《湮哦》中，还没有发现哪家能回答鱼篓放在哪里的问题。

土著说更无法解释的是语言问题。人类的语言是在劳动中产生，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原始社会初期，各个族群有各个族群的语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几个相邻的族群组成一个部落。在一个部落内，各族群的语言相互融合，形成“部落”语言，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部落与部落之间交往频繁，几个相邻的部落组成一个部落联盟，在一个部落联盟内，各部落的语言相互融合，形成部落联盟语言。部落联盟语言是民族语言的基础，，所以说语言是民族的主要标志。

   "民族"一词有广意和狭义之分，广意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如中华民族。狭义指使用同一语言，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大体相同的风俗习惯的人，如汉族布依族苗族等。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民族。

布依语，语言学将之列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事实上布依族、壮族、傣族语言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区。红水河两岸，在贵州一边的称为布依族，在广西一边的叫壮族，他们使用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风俗习惯，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差异。同样壮族和傣族相邻的地区，壮族和傣族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语言障碍。布依族与傣族之间，虽然相距遥远，语调和方言的差异大一些，但说慢一点，还是能通话的。布依族、壮族、傣族之间的语言差异，比汉语北方方言和吴、粤、客家等方言的差异小得多。

在布依、壮、傣内部，布依族称“布依”，壮族称“布壮”，傣族称“布傣”。“布”是人称冠词，相当于汉语的人称量词“人”。正如布依内部称上方或西方人为“布那”，下方或东方人为“布侬”，常带“僚”这一语气词的称为“布僚”一样，布依族、壮族、傣族是狭义上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称谓。

以区域为划分狭义民族的主要依据，将一个民族分割成几个民族的现状，是否应该改变过来，恢复其原貌的问题，是民族政策研究的问题，本文探讨的是族源问题。

布依、壮、傣语与侗语、水语、黎语、仡佬语之间也有很多相近相同之处，说明他们之间有历史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后期，布依、壮、傣是一个部落，侗、水、黎、仡佬可能分别是四个部落。这五个部落原来生活在一个相邻的地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频繁，这五个部落组成一个部落联盟——古骆民族。在古骆民族内，各部落语言相互融合，形成了大家相通的部落联盟语言——古骆民族语言。但各部落语言，依其演变规律，仍然保留一些母语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解体，社会变迁，人类迁移，古骆民族分散了，又与其他民族在交往中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方言土语，这就是布依、壮、傣语与侗、水、黎、仡佬语相近又有别的原因。

远古时代，布依、壮、傣、侗、水、黎、仡佬部落联盟生活的地带，便是古骆民族的发祥地。这一地带在哪里呢？从现在民族分布图上看，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南宁以西、以北，达云南东部一带。布依族主要分布在南北盘江流域。傣族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侗族、水族主要分布在寻江、都柳江流域。从地图上看，好像除海南岛外，上述地区相距并不远，但过细考察下来就会发觉，上述地区除红水河、左右江一带丘陵地外，其余都是“对面喊得应，走起来半早晨”的崇山峻岭。这些地区江河水流湍急，只能间段通航。这些地区的山上，大部分森林密布。这一带的古人类只能生活在零星分布的河谷坝子或江边河岸的自然山洞里，从事渔业和采集业。原始社会时期，生活在这样被高山河谷林莽阻隔，交往十分困难的古人类，会组成一个大部落联盟，有如此众多的人使用共同语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海南岛的黎族，与布依、壮、傣、侗、水民族之间，除琼州海峡外，还有一大片粤方方言区的汉民族相隔着。为什么语言会相近呢？这就更无法理解了。

综上所述，布依、壮、傣、侗、水、黎仡佬等民族，古代是一个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就是古骆民族。他们现在居住的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山区、南北盘江流域、寻江、都柳江流域、西双版纳和东南亚一些山区，都不是这个部落联盟的发祥地。现在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布依、壮、傣、侗、水等民族都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

二、珠江三角洲、广西盆地一带是古骆民族的发祥地

以生产生活方式划分，古人类可分为“猎——农”部落和“渔——农”部落两大类。由猎而农的部落，其发祥地往往在平原草地；由渔而农的部落，其发祥地通常在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水产丰富的地带。考察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便于探索古人类的发祥地，便于理清他们迁移的脉络。

古代布依、壮、傣、侗、水、黎部落联盟是“猎——农”部落还是“渔——农”部落呢？我们不妨从民俗的角度来考察一下。

（一）现在布依族聚居的古老村寨，还没有发现明代以前（含明代）的木棺墓葬，却普遍有瓦棺墓群。说明布依族在明末清初以前普遍实行瓦棺葬俗，壮族也多数在明末清初才改瓦棺葬为木棺葬。现在傣族虽然已信奉佛教，但部分傣族仍保留瓦棺葬俗。所谓瓦棺墓葬，即祖人弃世后，先装殓好，抬上山，搭棚或用伞将尸体遮盖着，勿使日晒雨淋，等尸骨腐烂后，再通过一定仪式，将尸骨焚烧，仔细筛选，然后装在一个小小的瓦罐里，在祖坟山上用石板砌成一个随时可开启的小小墓穴。一般不盖土，不垒坟。逢年过节，要到山上将瓦棺请出来，用一把火象征性地烧一下，布依族叫“热坟”，意思是将祖人的尸骨烘热，请祖人的阴灵“醒来”，然后有鱼则用鱼，无鱼也要用鱼骨祭奠，再将瓦棺放回墓穴，请祖人阴灵回家受供。

“焚尸”、“热棺”的习俗，布依族、壮族、傣族普遍传说，在古代祖人以渔业为生，在水中罹难的人很多，他们的尸体在水中浸泡受冷，活人不忍，所以用火“焚尸”，使之热起来，取“火旺水消”之意。直到今天，在上述民族中，但凡死在水中，或死于与水有关的病，如水鼓病、水痘、难产等，都要先焚尸火化然后才入棺下葬。“热棺”的习俗也源于此。

（二）布依族在结婚前送彩礼中的“礼菜”，古代不用猪肉，而是用鱼。现改用猪肉代替了，但并不叫“肉方”或“火腿”，而仍然叫“买巴”（鱼篓或鱼串）。

（三）抱老托教认为，凡人凶死、难产而死或客死他乡，都因为今生或前世作了孽，被天帝抓去坐了“天牢”（卜老托教没有地狱的概念）。所以要请老摩用猪、羊、狗、鸡、鹅、鸭等十二祭牲，大量的冥钱纸马，举行赎罪孽，破天牢的仪式，将死者阴灵从天牢中赎回来，才能进一步超度上升天堂。

《破天牢经》中的十二重天中的重重天牢，都是形形色色的水牢。那些天牢中的鬼魂，天帝罚他们没日没夜地进行打鱼捞虾的艰苦劳作。

民俗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崇拜信仰不同，交际往来不同，所以各民族的民俗有各民族的特色。虽然各民族的民俗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同时民俗在民族的交往中，也在不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但不同民族反映原始社会意识、生产生活方式、图腾崇拜等印迹的民俗，往往是根深蒂固，难以磨灭，也难以为他民族接受的。

上述布依族等民族，问《湮哦》时先问鱼篓放在哪里，人死后要焚尸火化，祭祖要祭以鱼或鱼骨，送彩礼送的是鱼，冤鬼坐的是水牢等民俗，都证明布依等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是以渔业为主的部落。由此可见，古骆民族是个由渔而农的部落联盟。

现在布依、壮、侗、水族聚居在珠江水系中上游，傣族聚居在红河、湄公河流域，黎族聚居在海南岛。他们之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顺流而下，到这些江河入海处，珠江三角洲、广西盆地一带却连成了一大片。

这一带气候温暖，陆地上江河密布，水网纵横，近海港湾罗列，水产十分丰富，是古代渔业部落生活的好地方。这一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又为渔业部落发展为农耕部落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远古时期，在各段水域从事渔业、采集业的部落，发展到农耕时期以后，逐渐向这一代聚集，组成部落联盟——古骆民族联盟。各部落语言、礼仪、习俗、宗教信仰相互融合，形成古骆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在这一带度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粤系铜鼓文化乐、稻耕文化和卜老托教文化。

越人入迁前，珠江中下游至红河中下游一带，古称之为交趾国，交趾国的人民称之为交趾民族。

古文献记载，交趾民族有交趾，纹身，髻发，左袵等特征，现在布依民俗仍保留一些古交趾民俗的印迹。交趾，就是盘腿而坐。布依族在老人病危时，要杀猪祭祖，供席摆在地上，摩师盘腿坐席诵经，通告上界老家的祖人，他家有个后裔要辞别人世回归老家了，请老家的祖人来接他到上界老家去，与祖宗团聚。纹身，交趾人纹身，是因为他们长期从事渔猎，纹身下水可以降制蛟龙水怪。现在布依族不纹身了，但解放前背孩子出远门，都要在孩子额头上点一点锅烟灰，装殓老人时也要在亡人额头上点一点锅烟灰，意在花脸可避邪，这个理念和古交趾民族相同。髻发，解放前布依族小孩，十二岁以前头顶上的头发不能剃，据说头顶不留发难养大，其源在于古交趾人留髻发。左袵，左袵就是衣服前襟向左掩，现在大家都右袵，便于扣纽扣，只有寿衣才左袵。布依族和汉族的寿衣都是左袵，形式完全相同，但含义却完全不一样。汉族寿衣的左右袵取于易经右袵顺时针为阳，为活人穿，左袵反时针为阴，为鬼穿。左右袵有阴阳死活之别。布依族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上升天界，回归天界的老家，与列祖列宗团聚。因此入殓的衣着打扮一定要合老家祖人的规矩，才能得到祖宗的认同收留。祖人穿葛麻布，现在没有葛麻布做寿衣了，也一定要用一方葛麻布装殓。祖人的衣服左袵，所以寿衣也一定要左袵，天界的祖人才认同接纳。祖人纹身，装殓时也要在亡人的额头上点一点锅烟灰，才和祖人一样。布依族寿衣的左袵是仿古，汉族的左衽是阴间。

综上所述，布依族是古骆民族的后裔。古骆民族发源于珠江中下游一带，这一带和红河下游一带古称之为交趾国，交趾国的共同语言是交趾语。古骆民族是交趾国的主体民族之一，所以也属于交趾民族，其语言为交趾语，现在古骆民族后裔分为很多民族，但其语言仍属同一语系。

骆越是一个政权的名称，也是广义的民族名称，但不是狭义的民族族称，骆越政权的主体民族是越人和骆人。越人属汉民族，骆人属交趾民族。

三、粤系铜鼓是古骆民族的遗物

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家、铜鼓学家蒋廷瑜先生在其专著《铜鼓》一书中考证：自唐以来，在两广一带发现过很多地下或江河中埋藏的铜鼓。其特征如下：

（一）这些铜鼓都属粤系铜鼓。

（二）只出在广西的东部和广东的西南部相连接的地带，包括广西的玉林地区、梧州地区南部、南宁地区东部和广东的肇庆地区南部、湛江地区、海南岛。

（三）这一带发掘出来的铜鼓都分散零落地埋在荒山野岭或江河泽畔。

（四）这些铜鼓绝大部分都是鼓面向下，鼓足朝天。

（五）这些铜鼓没有一件是从古幕中发掘出来的。（一九五五年在广西贵县第一次从汉墓中发掘到一个铜鼓，据考证属滇系铜鼓。）

（六）现在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众（粤方方言区的汉民族——笔者）早已不使用铜鼓。

（七）这些铜鼓没有两个大小或式样、花纹完全相同的。

从民俗、民间传说中可以考证，粤系铜鼓是古骆民族的遗物。

布依、壮、傣、侗、水等民族，不但从古至今一直使用铜鼓，而且一直将铜鼓视为与天地、祖宗并尊的神圣崇拜物。海南岛的黎族现在虽然没有铜鼓了，但仍然使用与铜鼓相类似的大铓锣代替铜鼓。

现在我们主要从布依族

布依族普遍传说：铜鼓是采天地之精华，集山川湖海之灵性，注入人类的精血铸造而成的。铜鼓的大小轻重、纹饰的繁简排布次序、都依阶级社会的等级，有严格的规定。君王之鼓宽盈丈，重千斤。铸鼓时要注入全国人民的血液同铸。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世族世庶之鼓，由君王依其权势之大小、人口的多少，规定其铜鼓的大小轻重、纹饰的种类和排布的顺序。世族世庶之鼓，是世族世庶的象征。铸鼓时要注入全族的精血同铸。族再分支，要铸鼓，要保留原宗族铜鼓鼓心（光体）的特征，但轻重大小不能超过宗族之鼓。即使是几兄弟分家，要铸鼓，也要有个长幼顺序之别。

传说古时铜鼓是会飞的，铸鼓时每一个铜鼓都配一把“钥匙”。这种鼓钥不同一般的锁钥，它是铜鼓的灵气。击鼓时，将它挂在鼓绳上，它会发出与鼓声和谐的、悦耳动听的鸣响。击鼓完毕，鼓手立即将鼓钥收取随身带着。一但铜鼓飞去或被人盗走，只要没有得罪鼓神，一摇动鼓钥，飞去的铜鼓马上就会飞回来。即使被匪盗夺取，或藏于密室，或深埋地下，或缚之以绳索，只要摇动鼓钥，唸动《鼓经》，无论距离多远，铜鼓都会拼命地挣扎，疯狂地吼叫，直到挣脱飞回或被主人寻声找到为止。

以现在的科学观点推测，所谓鼓钥，可能是一种特制的，只能与该鼓谐振共鸣的附件。现存的铜鼓，无论是地下发掘的还是民间实用的，都没有发现带有鼓钥的。是后置的滇系铜鼓自来就没有鼓钥呢？还是因铜鼓要深藏，鼓钥要随身携带而遗失了呢？这还是一个待解的谜。

当然真正的鼓钥不可能如传的那么神乎其神，但布依族超度亡灵时，因没鼓钥而要用一只溺死的全鸡挂在绳上代替，证明古代还是实有其物的。

演奏铜鼓，有相当复杂的铜鼓乐曲。鼓曲一般分为十二章。不但年节鼓曲与丧葬鼓曲不同，而且各鼓的鼓曲也不同。和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粤系铜鼓一样，布依族中没有两曲完全相同的鼓曲。传说古代鼓曲与铜鼓的大小相称。鼓越大，曲越长。现在常见的铜鼓乐曲，一般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演奏完十二乐章。丧祭不能断章击鼓。

传说古代辨认宗族亲缘、长幼次序，是以铜鼓和鼓曲为主要凭据的。忘了鼓曲，就是忘祖忘宗；失了铜鼓，其族自散。

古代铜鼓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的象征。现在代表血缘关系的铜鼓散失了，民间实用的铜鼓多是后置的滇系铜鼓，但各个宗族的鼓曲和本族原始铜鼓的神奇传说，大体还代代相传。

因为铜鼓是“采天地之精华，集山川湖海之灵气”，注入人类精血而铸成的。它是古骆民族“天——地——人”三合一的象征，所山对之顶礼膜拜，尊崇至极，敬为神中之神，说得神乎其神。现在布依族还比较完整地沿袭崇拜铜鼓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一凌晨至了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子夜击“年鼓”，求神赐福；超度亡灵时击“通天鼓”，超度亡灵上升天堂。其余时间严禁惊动鼓神。

每年除夕，在祭祀天地神灵、列祖列宗前，要先从铜鼓保存处将铜鼓请来，鼓足朝下，鼓面向上，覆于中堂，用一瓶烤过年酒时特意接的头锅美酒清洗鼓面，点上红烛，祭以雄鸡刀头、巴巴豆腐、冥钱纸马，唸《鼓经》通告鼓神，才祭祀祖宗及天地三界神灵。祭祀完毕，祭铜鼓的那一桌不撤，全家吃年饭，饭后再在鼓旁升起大火守岁。要等到雄鸡第一声报晓，寨老（过去寨中的世袭头领）祭寨神的三声冲天礼炮响了以后，各家才挂鼓放礼炮，演奏第一曲年鼓。

一个寨子有几个铜鼓，或相邻的鼓声相闻的几个村寨，哪一个铜鼓先击，哪一个铜鼓后击，前后顺序绝对不能错乱。如北盘江岸上，北岸属于关岭县的小盘江和南岸属于晴隆县的下规模，是隔江相望的两个布依族古老村寨。直至如今，三十夜击年鼓时，必须小盘江的两个铜鼓奏完一曲，下规模才能击鼓。这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余迹。

一曲年鼓演奏结束，撤除祭席，才对祖宗神灵行元旦祭礼。

正月的最后一天，布依族称之为了年，也要以同样的礼仪祭祀铜鼓，才将其收藏起来。

挂鼓也有十分严格的讲究，鼓有四耳，击年鼓三年一换，以顺时针方向轮换。一周正和一轮地支数。丧耳每次一换，反时针轮换。若丧事正碰上年耳，则越过年耳用下一耳。

岁首击鼓，能除灾免祸，招福进财，四季平安，一年清吉，在古代是族族不可少的。现在由于很多家族已没有铜鼓了，此礼自然也就免了。但超度亡灵时，却是万万不可少的。布依族是虔诚的祖宗崇拜者，他们认为凡人弃世，不请老摩唸《超度亡灵经》，超度亡灵上升天堂，到天堂的老家和祖人团聚，亡灵就只能作游魂野鬼，这是万万不该的。超度亡灵非用铜鼓不可，只有铜鼓之声才能上通天庭。上界亡人老家的祖宗听到铜鼓之声后，才到铜桥木桥头将亡灵引升天堂，回归“老家”与列祖列宗团聚。如其族无鼓，也要不惜重金厚礼向别人家租借使用。

超度亡灵请用铜鼓，除与年节一样要行祭祀礼仪外，孝子还要重孝跪拜迎接。

布依族不但使用铜鼓时十分庄严尊重，保存铜鼓也有十分严格的规矩。据说因为铜鼓是采天地之精华、山川湖海之灵性，注入人类的精血铸造而成的，所以它有眷恋天堂深潭的秉性。如果得罪了鼓神，或不慎让它有见天的机会，他便会腾空展翅，或飞上天庭，或潜入深潭海底。据说铜鼓也有雌雄之分，一旦飞去，则雄鼓升天，雌鼓下海。因此请用或收藏铜鼓都特别小心谨慎，绝勿使鼓面见天。历经露天野外，一定要用青布妥善包裹，并将鼓面向下，装在箩筐里才能抬出室内。存放收藏时，也一定要鼓面向下，鼓内装上金银五谷等宝物，意思是让铜鼓恋宝而不至于飞失。

铜鼓在布依族的心目中，历来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乐器或古董陈设，而是至尊至贵的保护神、崇拜物。

布依族古代铸铜鼓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的传说，与蒋廷瑜先生考证的粤系铜鼓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样式花纹相符。

布依族收藏铜鼓一定要鼓面向下的习俗，与蒋廷瑜先生考证的粤系铜鼓出土时，绝大部分鼓面向下的方式一致。

粤系铜鼓没有一件是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又从布依族的丧葬习俗方面来考据一下。

一则如前所述，布依等民族明末清初以前实行的是瓦棺葬，其墓穴无论尊卑贵贱，都很小，根本不能随葬什么大的物器。

二则，布依族历来禁忌任何金属物进入棺材或墓穴。布依族老人弃世后，小殓前要请老摩唸《口含金银经》，将一点金银放在亡人口中。其经文大意是叫亡人紧紧含着口中的金银，无论见了什么人都不要乱开口。卜老托教认为，人死了只死其躯体，冥冥之中的阴灵是永恒的。大殓之前亡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还游离在尸体周围，没有归位，看到后代儿孙、三亲六戚，都会和他们说话。无论亡灵说的是什么内容，对谁开口，谁就要生病。所以要用金银让他含在口里，他才缄口不言。这样孝子给亡人行沐浴、更衣、整容、敬酒、祭食、进茶、装烟等仪式时，亡人只会默默接受，活人才能安然无恙。

大殓时，通常是孝子亲自动手，或在孝子的严格监督下，请至亲内戚装殓。装殓者要将指甲剪短，将袖子高高挽起，将手洗净，然后伸开十指让孝子逐一检查，以防心怀叵测者在指缝或指甲中暗藏碎铜烂铁之类的金属物，趁人不妨而放进棺内。盖棺前又要请老摩唸《取出口中金银经》，将亡人口中金银取出，才盖棺。

下葬前，一般要在帐幕遮盖下（布依族严禁尸骨见天）开棺检查，以防有人趁停丧在外之机，将金属物放入棺内。墓穴也要由孝子亲自清扫，才能下葬。据说棺内或墓穴中，只要有一丁点金属物，亡灵在阴间就要遭到严酷的整治，后代儿孙也会因之而招致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所以说，布依族古今墓中绝对没有铜鼓，有铜鼓的古墓绝非布依族先民之墓。

再说，铜鼓在布依族人民的意识中，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象征，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保护神，它要保护该社会群体繁荣昌盛，任何人也不能据为己有，所以更不会将之作为某人，哪怕是德高望重的首领的殉葬品了。

布依族葬俗解答了粤系铜鼓没有一件从古墓中发掘出来之谜。以上论证，粤系铜鼓出土的地带，是布依、壮、傣、侗、水、黎先民——古骆民族生活过的地带。那些历代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粤系铜鼓是古骆民族的遗物。

现在有一些民族也使用铜鼓，但只作为一种乐器，只有古骆民族的后裔才将之顶礼膜拜为至尊至贵的神物。这一支关于铜鼓的传说和尊崇铜鼓的习俗方面来考察一下。

四、古骆民族与越人的大融合

历代从地下发掘出铜鼓的地区，现在居住的主要是粤方方言区的汉族。粤通越，越人怎样迁入这一地带，古骆民族怎样迁出这一地带的呢？

战国以前，中原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交往很少，了解不深，有关史料不多，文献中对布依、壮、傣、侗、水、黎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或曰：“俚”、曰：“僚”、曰：“交趾”、曰：“骆”、曰：“濮”、曰：“夷”。这些称谓或因王国而名，或以居住地而名，或以民族的某种特征而名，或以部落的自称而名，其中重合、交叉、相含、附会的错乱现象十分严重。如：“濮”通“布”，“夷”、“俚”通“依”等。

”布”是布依、壮、傣语的人称冠词，主词是这个民族居住在某区域或有某特征的人，是一个民族的不同称谓。直到战国末期，公元前475年，吴王夫差为越王勾践所灭，吴、越合而为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7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灭，越国“难民”四处逃散，诸公族在南方沿海一带纷纷自立，或为王，或为君，史书上始有“百越民族”之谓。

越相传为姒姓，是夏少康庶子无佘的后代，属汉民族。吴原姓姬，是王室泰伯仲雍之后裔，也属汉民族。

越国解体后，有一部分越人西迁与西南少数民族杂居，历史上因而将“越”说成是西南少数民族之一。

越人西迁时，布依、壮、傣、侗、水、黎民族史称之为“骆”。其居住地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广西大部分一带，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

越国解体后，在骆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湘水、漓水以西的西越王国，海南岛及其以北沿海一带的西欧王国，其余地区的骆越王国等政权。

从现代汉语方言区的角度看，讲吴方方言的是古吴国人，讲粤方方言的是古越国人。

现在粤方方言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至广西南宁以南一带，这一带便是西迁越人与骆民族杂居融合的地带。越人西迁时，刚被楚打败，四处奔逃，已失去战斗力。历经两次亡国教训，并有“卧薪尝胆”经验的越人，在逃难之际当然不会对骆民族使用武力。骆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连年混战，他们都过着相对和平安宁的的生活。越人迁入时不怀敌意，骆人也不排外，大家和平相处，相互通婚，互相融合。这段大融合时期约三百年。

越人西迁，带来了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使骆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秦统一中国前，史料没有中原列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征战的记载，也没有骆民族内部战争的记录。直到秦统一中国后，《史记·南越传》中始有“（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遣闽粤、西欧、骆役属焉”的记载。这里的"骆"指的是骆民族，并非骆越政权。赵佗是秦真定人，秦二世时为南海龙川令。南海尉任嚣死后，赵佗接任南海尉。秦亡后，自立为南越武王，都番禹（今广州番禹）瞎桂林、南海、象郡，即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越南北部一带。也就是历代从地下发掘出粤系铜鼓，现在居住的主要是粤语方言区的地带，古代越人（包括秦始皇时南下戍边的五十万秦军）和骆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带。

赵佗以兵威边，起初对骆民族实行的是以财物赂骆民族上层阶级，叫他们让出肇庆以东地带，在这一带屯兵戍边，并没有用武力征服。骆民族往西迁出肇庆以东地带时，一则秦越均属汉民族，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二则秦灭楚，间接为越报了“亡国恨”，所以留在这一带与秦军组成“戍边联防”。

这段时期骆民族的外迁是“和平迁移”，所以将铜鼓重器带出了肇庆以东地带。故这一带虽是骆民族发祥地之一，却从来没有从地下发掘出过铜鼓。

民族的同化与融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同化，指的是多数民族使少数民族失去了语言、信仰和习惯等民族特征而完全变成了多数民族。融合，指的是多民族在杂居相处中，相互交往、通婚，语言、衣着、习惯等相互影响、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融合状态中的各民族，虽然多方相互影响，但仍依父系血统保留本民族的基本母语、宗教信仰、故有的基本生活习俗等民族特征。

民族与民族的融合，有其发展规律。服饰偏向多数民族；语言相互融合，但仍以父系母语为主流；宗教信仰依从父系。

越人西迁与骆民族杂居相处时，骆人是多数民族。他们相互通婚。在古代衣服都是女人做的，所以服饰明显偏向骆民族。宗教信仰依父系，各有各的族规家纪，各自保留其特色。如：属汉民族的越人，始终不使用也不崇拜铜鼓；骆民族始终不改变瓦棺葬俗等。语言方面，母亲是第一个语言启蒙教师，所以语言虽属父系语言，但语音却受母系的很大影响，尤其是数数等启蒙语言更因母系而根深蒂固。至今汉语粤方方言仍遗留有骆民族语言的痕迹。如数数等至今仍与骆语相近。

《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五月，诏立南海尉赵佗为南越王，派陆贾郎授赵佗玺绶，叫他和集百越，无为南方患害，为表示不服汉的领导，陆生到后，赵佗“魁结、箕倨”(盘腿而坐，即交趾)，一身骆民族打扮，十分傲慢地接见陆生。由此可见，在穿着打扮上，不但早来的越人被骆人“同化”，后到的秦人也被“同化”了。也就是说在当时，从服饰上看，越人、秦人、骆人已没有多大的差别，无怪乎历代史学家都将西南地区的民族统称为“骆越”民族了。骆族与越人有很多融合而你我难分之处，但究其区分民族的主要标准——语言、信仰、风俗习惯等，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骆与越是长期相处共融的两个民族，而不是一个民族。

五、骆、越之争与骆民族的大迁移

如前述，秦人南下后，衣着很快随俗从宜，和骆民族没有什么区别，故历来统称越人。赵佗以兵威边，和越人组成“秦越联防”，起初对骆民族采用的是以财赂遣的“和亲”政策，但南下的五十万戍边秦兵，却给骆民族与越民族之间长期的和睦相处带来了隐患。

骆民族迁出肇庆以东地带后，“秦越联盟”内部，因增加了五十万戍边秦军，男多女少的社会矛盾很快突出表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秦兵不断出兵到肇庆以西的骆民族中掳掠妇女，争夺土地，激起骆民族的强烈反抗，以至激发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冲突中骆民族被打败，迫不得已沿珠江水系而上，往外迁移。

骆民族在离别故土家园时，一则战事紧张，铜鼓等重器不便随带，一则想留下祖宗的宝物——铜鼓守住故土，意想有朝一日还要重返家园，因此将铜鼓就地埋藏，只带上鼓钥外迁，久而久之，不能重返故土，当年埋下的铜鼓便成了后世出土的神奇文物了。

当时骆民族的大迁移，其组织形式是以部落为基础的。沿红水河而上的一支，是现今居住在红水河、南北盘江流域一带的布依族、壮族。沿右江而上至广西西部山区，达云南东部一带的一支，是现今这一带的壮族。沿柳江而上至都柳江流域一带的，是现今这一带的侗族、水族。沿左江进入东南亚的，是现今这一带的傣族。其中一部分傣族进入湄公河流域，再沿江而上到澜沧江流域的，是现今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黎族大部分后退至海南岛，有一部分与其他部族一起散迁到贵州等地。这部分黎族因是散迁，所以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有些忘掉了语言和一些民族习惯。

骆民族在这次历史性的大迁移中，经历了初迁时的慌乱奔逃和后期的艰难跋涉两个过程，历时几年几十年以至上百不等。

六、骆、越大融合与大迁移的考据

（一）现在讲汉语粤方方言的汉民族又称“广人”是古越人（含戍边秦军）的后裔。粤通越。古越国都会稽，今杭州一带。相传是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代，历来不使用铜鼓，属汉民族。现在有很多语音语意仍然与骆民族相同或相近。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基本数的读音，粤语与骆语十分相近。一块钱，广话是ya men qin，行不行，好不好，广话是de mu de，与骆语相同，母亲，粤语、布依语都叫乜，说明粤语中融合有骆民族语言的成分。

（二）“广人”体型矮壮、突额、凹眼、高颧骨、厚嘴唇、方下巴、国字脸、鼻圆实、肤色偏黑等体型特征与骆民族很相似。布依族到北方，北方人往往误认为是“广人”。说明“广人”与骆民族在杂居相处中，相互通婚，有血统的亲缘关系。

（三）“越”这个语音在布壮语中的本意是“客”。“布越”是客人，“文越”是外来人、客户。“越到”转意为土匪、强盗、入侵者来了。“越”一词含意的演变，反映了越人与骆民族相合、相融、相争斗的历史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布依族地区医药落后，迷信盛行。某村寨发生了大流行性疾病，便说是越人阴兵入侵所致，要请老摩举行“送越”的迷信活动。

“送越”要用十二祭牲祭祀天地三界神灵，仿古代战争形式，用纸旗、纸船、纸马、刀弓戈矛，排布各路天兵神将阵势，全村男女老少，手执桃弓柳箭，将“越人阴兵”驱除出境。这种迷信活动有骆民族与越人争斗中遗留下来的痕迹。

（四）粤系铜鼓出土的地域，正是现今汉语粤方方言区的地域。广东肇庆以西的粤方言区未发现过铜鼓，那是骆人“和平迁出”，带走了铜鼓的缘故。粤方方言区以外，广西南宁以北、以西地带也是古骆民族聚居的地带，但因当年“骆——越”争战未波及这一地带，铜鼓照常使用，后因事远年湮而自然损失，或外迁而带出去了，所以这一地带未从地下发掘出过粤系铜鼓。

现在骆民族民间使用的多是后置的滇系铜鼓，但人们普遍传说他们祖先的铜鼓是立体蛙饰的粤系铜鼓。由此可见粤系铜鼓确实是骆民族先民的遗物无疑。

（五）骆人在大迁移中，以岩画和江边特有的水荆条为主要标志。现在广西的左江，贵州北盘江关岭县境内的花江马马岩，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些江边，多处发现岩画，这些岩画是当年骆民族大迁移时留下的标记之一。

以广西花山崖画为例：广西西南部，沿左江而上，河流转弯处的峭壁上，常有赭红色的岩画，绵延二百多公里。画面有人物、马、船、和铜鼓等形象。其中花山崖画最为突出。花山崖在广西宁明县花山左江峭壁上，画面高五十米，宽一百七十米。图像多达一千三百多幅。下图是其中一部分。

上图的江显然是左江。右岸的人物表示迁来的方向和后续迁移的人们。右上方的一支队伍是乘船而来的。下面一队前边有个骑马佩剑的领队，是走陆路来的。前面一队将要过江。左下角持不同铜鼓的几族人沿各支流而上。左岸不同的铜鼓表示以这些铜鼓为标志的几族人，先头部队已往左岸去了。当时画这些崖画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是让后续迁移的人们凭着各族的不同标记寻找自己的宗族；一是为日后有朝一日重返故土留下个记号。

史家考证，花山崖画，马马崖画、文山崖画都是战国后期的遗迹，时代与骆民族大迁移的时代基本相符。

布依族传说，他们信奉的卜老托教（姑且称之为教宗——编者注）是七位仙女，称为“七布傣”或“七买摩将教经传给十二个“卜老托”，所以他们将各教派经文的大同小异解释为“头不合尾合，十二个卜老托。”。无论哪一个教派，在超度亡灵时，都要设“七买摩”神位。神位上的图画，前面是一个铜鼓的鼓面图，后面是排列着的七位女教宗。这个神位画和花山崖画很相似。

大迁移时，崖画指的是水域，不一定是行船。骆民族依其源于渔业部落的特点，他们大迁移时都是逆江而上，边打鱼维生，边行进。有些地方水路不通，要翻山越岭，于是先民们又用江边特有的水荆条作为引路的标记。前面开路的人边走边用水荆条作不同的标记，后面来的人们便凭本族的标记辨认迁移路线。

如今布依族超度亡灵时，都要在引魂幡上写上“荆条引路”的字样，就源于此。

骆民族与越人相处时是十分融洽的，相争斗时又是激烈的，不然骆民族就不会背井离乡大迁移了。但其规模、范围又是有限的——只发生在粤系铜鼓历代出土的地带，即广东肇庆以西和广西西南部相连接的地带。况且是富有战争经验的秦越联军进攻相对落后的骆民族，其规模当然不能与中原列强争霸相比，历时也肯定不长，所以历来史学界都认为只是“骆越”民族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其迁移也只是“骆越”民族的内部迁移。将“骆民族”与“越人”混为一谈，因此从未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