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康：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布依族称认定参与者

陈永康，号长乐。1915年6月29日出生于清镇县城北下坞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

1934年，陈永康在贵阳县中学读书时，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谢名荣（又名谢凡生，1938年任中共贵阳县委书记）。多次接触后，谢名荣向陈永康宣传进步思想，指导他读书、看报。阅读《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鲁讯作品《彷徨》、《呐喊》等革命进步书籍。由于受到革命理论的鼓舞，陈永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认识。通过谢名荣的指点，结识了唐植民、伍光勋、王兴益等少数民族进步学生，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在谢名荣的指导下，陈永康等在“边胞”进步青年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公开的方式是利用合法集会开展宣传，秘密方式即隐蔽发动地方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争取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扩大抗日救国力量。

1937年秋，陈永康、唐植民磋商，准备举办一次抗日宣传集会，并把这一打算告诉梁聚五[2]先生。由梁聚五先生出面借用国民党省党部的大礼堂（今贵阳市小十字附近），其他人分头通知。由于准备充分，到会的“边胞”和汉族青年、社会知名人士近千人。参会人员个个情绪高昂，踊跃登台演讲，公开宣传抗日主张。陈永康、唐植民、梁聚五先后作了发言。陈永康在会上义正词严，谴责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政治、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罪行，指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以赤忱的爱国热情，唤起各民族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团结合作，共同抗日。陈永康的慷慨陈词，社会各界人士万分感慨。这次成功的抗日宣传集会，推动了抗日活动向前发展。

1938年5月，中共贵州省工委选派地下党员唐植民(苗族)等人深入少数民族居地区，成立贵州苗夷[3]委员会，联络各少数民族组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抗日宣传。用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呼吁社会各界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5月7日，贵阳地区苗族人民在铜像台（今喷水池）举行一年一度的“四月八”节日聚会。国民党省党部派出教育厅“巡回施教队”到场宣传。他们打着抗日的幌子，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企图把国外敌人和国内次要问题混淆起来，转移抗日的大方向。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的这一阴谋，陈永康、唐植民、王兴益等人，立即组织“边胞抗日宣传队”赶到现场，与“巡回施教队”针锋相对。“边胞抗日宣传队”用朴实的语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蚕食华北地区实施惨绝人寰的“三光”暴行。用民族亲情告诉同胞：“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日本帝国主义是唯一的敌人。国内的问题是家里的事，敌人已经打进家了，难道还能无休止地扯皮吗？”人们拥向“边胞抗日宣传队”的讲台，而丢下施教队寥寥几人，冷冷清清。这次宣传得到绝大部分“边胞”和汉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各族人民认识到，抗日救亡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的保证，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1938年，贵阳市内中学疏散到郊区、郊县，省立高中迁到了修文县城。根据这一情况，贵阳县工委要求“边胞”青年学生随学校到附近农村宣传。谢名荣对陈永康说，你要团结边胞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继续做好抗日宣传。在修文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永康、伍元勋、唐植民等边胞热血青年，经常到修文县城附近的高脚仓、王美、许家庄等少数民族村寨，利用赶场天、民族节日以及村民婚丧嫁娶等场合，宣传抗日救亡。在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宣传中，群众把“边胞抗日宣传队”当做“自家人”，无话不谈。有时碰上村民下地干活，宣传队与他们一起劳动，一边宣传。甚至住在村民家，受到热情接待。群众对“边胞抗日宣传队”宣传的党的民族抗日主张，坚决拥护，效果十分明显。中共贵州省工委、贵阳县工委以及县委书记谢凡生对陈永康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陈永康在《回忆抗战初期党领导下的民族宣传活动》一文中有这位一段描述：“回顾这一时期，我在贵阳地下党谢名荣的帮助下，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使我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曰，积极反共’的白色恐怖下，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做了一些民族抗日宣传工作，感到无比光荣。通过宣传，把党的政策传达到各民族广大群众中去，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至今我犹十分欣慰。”

1946年，陈永康与十名进步学生，告别家乡，北上延安。一路辗转反侧，途经花溪、平坝、黔西、大方、毕节到达重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亲切接见陈永康一行，对陈永康等在贵阳开展民族抗日宣传、抵制民族同化等活动给予肯定，对依靠“边胞”青年推进民族团结寄予希望。吴玉章对陈永康说：“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那里更需要你。”遵照吴老的吩咐，陈永康返回贵阳，继续组织开展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同化政策活动。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同源论认为：中华各民族是一个民族，把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或“国族的宗支”，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进一步实施实质性的消灭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其反动理论“大同进化论”力行：“确保自由权利；发扬平等精神；巩固统一组织；造成尚同空气；发扬团结力量；促进共同进化”六个信条。尤其侧重统一语言、服饰、通婚，以造成尚同空气，改良衣食住行。普及教育，交流文化，奖励通婚，沟通习俗，破除迷信，以促进共同进化。根据这一反动的理论基础，进行改装、剪发及禁止各少数民族的语言。1945年公布“边胞”改装图样，先后在长顺、普定、镇宁等地。强迫少数民族改装。1946年，制定《贵州省政府加强边胞教育法》，重申用三分之一的学校实行边疆教育。规定统一语言、改良服装习俗，奖励边胞与汉族通婚等。强制推行同化教育，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对。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同化政策，陈永康奔赴各地，化名王明从事革命活动，向“边胞”人民揭露其反动实质，因而被国民党特务监视。1947年夏，陈永康由清镇坐马车前往贵阳，刚到三桥三岔路口处，便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敌人一无所获，其左脚留下的电击伤疤，伴随陈永康一生。1949年8月，谢名荣用二千大洋，将陈永康营救出狱。出狱后，陈永康以谢名荣母亲开办的“协济药店”作为联络点，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一举解放南京和上海。在此形势以及地下党的推动下，贵州解放前夕，苗夷知名人士粱聚五、李儒云、陈永康等人共同筹组了“贵州苗夷自救会”，提出了“苗夷反对旧政权、力求民族平等、迎接贵州解放”等政治主张。自救会代表土著族群，到全省各地开展迎接解放活动。陈永康在家乡－清镇，组织群众迎接解放。

重任担当

1949年11月15日，清镇县城。16日，贵阳市军管委员会派准备到清镇县任公安局局长的常守德，持介绍信来到陈永康家，向陈永康转达谢名荣的话。说：“和尚（秦天真）回来了，当贵阳市市长。丘照（徐健生）也回来了，当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并拿出军管会的介绍信给陈永康看，要陈永康将清镇的敌情向常守德介绍。17日，陈永康从清镇赶到贵阳，到“协济药店”找到谢名荣。谢名荣给陈永康写了一张介绍信，叫他去找贵阳市委公办厅主任吴同成和市委组织部部长肖刚。吴同成找来事务长交待说：“这是陈永康老同志，跟党革命多年，安排吃小灶，按正县级发给供给制待遇。”肖刚部长给民政局局长翟俊佳介绍说：“民族工作放在民政局，有关民族工作你找这位陈永康同志。”还要陈永康介绍几个做民族工作的人。[6]1950年2月4日，贵阳市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陈永康任副主任委员。从此，陈永康走上参与新中国建设的革命生涯。

1950年3月，在贵阳市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陈永康当选贵阳市首届协商委员会“城郊农民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分组讨论中，陈永康说：“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消灭国民党一切反动残余力量，为被杀害的‘苗’、‘夷’同胞报仇。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我们在政治、经济上受压迫剥削，读书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因此要求政府在“苗、夷”地区设立学校，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我们少数民族的觉悟。”

1950年9月，陈永康以仲家族代表身份，成为贵州省少数民族观礼团成员之一，赴北京参加首届国庆大典。9月30日，陈永康等各民族代表团代表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参观回来后，陈永康成了义务宣传员，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10月24日，陈永康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仲家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北京观礼期间，陈永康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汇报了贵州省少数民族“仲家”人的意愿，“仲家”“夷族”的称呼对本民族带有歧视和侮辱的含义，建议用本民族自称更名，使之符合“布越”之意。李维汉认为，这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更符合布依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1951年6月，陈永康任贵阳专区副专员。1951年7月，在贵州省首届各族各界会议上，陈永康当选省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陈永康等仲家族的代表提出“‘仲家’‘夷族’的称呼对本民族带有歧视和侮辱的含义，建议用本民族自称的译音为族称比较恰当”、“平越县（今福泉）县名含有侮辱歧视少数民族之意，建议更换县名”两个提案。提案经大会讨论通过，经省人民政府研究，由相关部门办理。根据群众意见，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12月15日批准，1953年6月1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出通知，将平越县更名为福泉县。[7]1953年8月，陈永康参加了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仲家”族称更正会议。会议商定，凡是用布依族语言称为“buxqyaix”[8]属于同一民族，是本民族固有的名称，鉴于全国通用汉字需要汉文名称，按照音译法选用“布依”两字作为族称。8月31日，省民委将会议总结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10月10日，中央民委复函赞同。相隔两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通报全国有关单位，新华社在《新华日报》发表了相关消息。从此，布依族有了自己的统一族称。

1953年10月，陈永康作为贵州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期间，深入各地慰问志愿军战士，向亲人们诉说家乡建设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鼓舞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慰问团受到志愿军干部、战士的欢迎。

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颁布前，《宪法》草案在全国各地各族各界各阶层广泛讨论。1954年6月，陈永康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中列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报告》。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形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草案）。

毕生奉献

1954年7月，在贵州省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陈永康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9月，在全国人大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永康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陈永康作了大会发言，发言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54年9月26日2版。与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联名提出的“为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的建议，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视。

1955年12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首届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陈永康参加了会议。1956年2月，在贵州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陈永康作了《为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意见》[9]发言，阐述了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设想。1956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任命陈永康为省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主持贵州省的民族语文工作。1956年－1958年，贵州省的民族语文工作进入黄金时期。先后召开苗族、布依族和侗族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创制苗族、布依族和侗族的民族文字方案，编译和出版了《农民识字课本》、《小学教材》、《语法纲要》和苗、布依、侗简明民汉《字典》等民族语文读物五十余种、八十余万册。1957年，分别在凯里县的养蒿，松桃县的臭脑、威宁县的天生桥、毕节县的先进乡进行苗族文字的实验推行；在贵阳市花溪区的大寨、龙里县的羊场、望谟县的平卜进行布依族文字的实验推行；在榕江县的东寨、从江县的贯峒进行侗族文字的实验推行。1959年后，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民族语文工作上提出“语言革命”，主张少数民族直接学习汉文的“直接过渡”的极左口号，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推行也停顿下来。

1961年11月，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报请国务院任命陈永康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5月，陈永康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全省民族工作会议。会后，陈永康于1962年9月下旬－10月中旬，率队到毕节地区开展民族干部配备、民族物资落实、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等调研。12月中旬，再次率队赴惠水羊场区藕寨、金坡、莫家院等地调查，促进了省民族工作会议的贯彻落实。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均受到冲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消。陈永康的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常务委员、省民委副主任职务随之终止，被造反派扣以“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而关“牛棚”，1968年到湄江“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1979年4月，贵州省委召开统战系统落实政策大会，陈永康被扣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落实了政策。此时，陈永康已65岁，步入暮年。恢复工作后，陈永康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忘我工作中。1981年，66岁的陈永康恢复省民委副主任职务，1984年3月，69岁的陈永康担任省民委顾问，到1993年10月，任省民委顾问十年之久。“文革 ”后恢复工作到1995年80岁退休，尽管身体虚弱，双目接近失明，但陈永康总是兢兢业业做好每一项工作。

1980年，陈永康担任省民族识别工作队领队，组织开展为期三年多的民族识别工作。从试点到全面铺开，陈永康身先士卒，深入各地（州）、县（市）以及村寨，开展待识别民族的历史族源、民族语言、风俗习惯、民族特征等调查，向国家民委汇报、请示，等等，完成了全省80余万未定民族成份群体（占全国93%）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正酣，1981年又担任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概况和苗族、布依族、仡佬族三个民族简史编写工作。从组织发动到编写审稿、出版发行，历时八年之久，圆满完成了编写任务。1987年，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时，《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概况》《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获荣誉奖，《苗族简史》获一等奖，《布依族简史》《侗族简史》获三等奖。

除外，1984年8月，陈永康被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政协贵州省委员会聘请担任《回顾贵州解放》续篇（少数民族在贵州解放斗争中的贡献）专辑编辑委员会顾问，1985年担任《贵州省志.民族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调整担任《贵州省志.民族志》编纂委员会顾问，被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聘请担任《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编辑委员会顾问，等等。

1988年5月，省社科联批复，同意由陈永康任省布依学会筹备组组长，作好工作，条件成熟即可正式成立学会。12月，贵州省布依学会宣告成立，73岁的陈永康当选名誉会长。1993年和2001年，年愈八旬的陈永康先后任省布依学会二届、三届顾问。为让布依族子孙后代知道族名来源，铭记党的恩情，陈永康倡导树《布依族名溯源碑》。2004年11月，贵州省布依学会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布依学会在布依族人口集中村寨或布依族旅游景点树立《布依族名溯源碑》。2005年6月，清镇巢凤布依寨树立全省第一块布依族名溯源碑，陈永康生前夙愿得以实现。

家乡情怀

尽管在长期贵阳工作，但陈永康的家乡情怀从未淡漠。家乡的发展总是魂牵梦萦着他的心，他的脉膊伴随家乡的变化而跳动。对家乡热爱情真意切，家乡的发展变化，升华到一定高度思想境界，便凝结和锤炼成盛赞家乡的诗句。陈永康对家乡的一腔浓情密意，在诗句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字有字的诗情，句有句的画意，为家乡增添了绚丽的文化色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猫跳河梯级电站相继开发，六级电站流金溢彩，造福乡梓。面对岿然屹立的拦水大坝，听着泄洪之声在空旷的峡谷回响，陈永康难抑内心兴奋，吟诗《空谷传声》寄托感慨：赤壁切流势泱泱，九天玉盘落姬昌。空谷传声淙淙响，胜似银河奏天章。乘船畅游红枫湖，观光“小三峡”美景时，联想到银河天降，明珠倒影，灵感迸发，赋诗《小山峡》一首铭志：小峡流水势汹汹，何处飞来太从容。且看银河自天降，明珠倒影地对空。浏览红枫湖四绝之一“湖中之湖”风景，以《湖中湖》一诗，抒发红枫湖“大湖孕小湖”之神奇：湖中之湖何其殊，白龙飞天闪金珠。莫道红枫池水浅，天空大湖孕小湖。在滴澄关，联想历史中的依稀记忆，面对银波抚岸，涟漪荡开，他惊叹日新月异，沧海桑田，顿时心情开朗，在《水下桃园[10]》一诗中，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感：泛舟寻遍桃花源，天连水来水连天。众志桑田变沧海，长留美名湖下传。红枫湖，以仪态万方的魅力，吸引中外游客慕名而来观光旅游，面对国内外络绎不绝的嘉宾，看到旅游业成为家乡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憧憬美好前景，激情难已，诗作《红枫湖大观》，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天章云锦织红枫，玉容娇姿下九重。湖光百里万方客，宾至如归九洲通。

清镇称湖城，红枘湖、百花湖各有千秋。有红枫湖的天章云锦，有百花湖的娟秀艳丽。荡舟百花湖的陈永康，任思绪飞扬，情不自禁提笔放歌《赞百花湖》：黔中奇观有百花，湖光山色誉天涯。云归身着杜鹃服，群峦倒影翠罗纱。日丽娇姿伴游客，夜放明珠照万家。江南燕子飞来日，千里握手壮吾华。

1994年6月，年界耄耋的陈永康回家乡清镇参加红枫湖镇平寨村首届布依族“六月六”歌会，挥墨题诗：“八十还乡庆六六，平寨歌声入云空。百里红枫万方客，宾至如归五洲通。”

陈永康热爱家乡，更热爱自己的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民族平等，陈永康为伟大的祖国而骄傲。国家蓬勃发展，每时每刻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陈永康为之欢欣鼓舞，为祖国雪洗国耻而扬眉吐气。

1997年香港回归时，陈永康已年逾耄耋，他熟知中国历史还记载着一段百年耻辱，萦绕心际，挥之不去。祖国金瓯不可缺，香港百年应回归。他常引用“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抒发感慨，勉励自己。1997年6月30日23时，陈永康毫无倦意，聚焦银屏，深情凝视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当蓝底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在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陈永康激情澎湃，血浓于水的深情，尽在《交接香港有感》诗句中：交接钟声敲响时，米旗永落太平山。游艇悄悄归去也，九七香港换新天。7月1日，香港回归，华夏增辉。陈永康万分欣喜，百感交集，大有“百年沧桑终回归，幸睹盛事慰平身”之感。老人激情迸发，热血沸腾，万千思绪，浮想联翩。不禁欣然寄情于笔端，题诗一首《迎香港回归》：铁蹄香港百年多，九七回归大团圆。两制决策创举好，改革开放措施鲜。东方明珠还华夏，海疆灯塔照南天。虎门英烈九泉笑，举国欢腾喜空前。（黄南华，清镇市布依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