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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口传民歌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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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8-20 14:58作者:罗正副来源:布依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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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正副,贵州大学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曾在《光明日报》《世界民族》等报刊杂志发表《岂是文献不足征》《实践记忆论》等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调适与演进:中国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实践记忆论纲”。




内容摘要:新近出版的《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是布依族口传民歌的重要著作,不仅继承传统课题,而且关注未来发展,更注重当前研究。布依族口传民歌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贵州《民间文学资料》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当前和未来研究的基础,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珍贵宝藏。《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是眼下布依族口传民歌研究的集中体现和标志性成果,反映了当前研究取得的最新成就。未来的研究,既要进一步加强当地人内部视角的考察,也要重视比较研究的视野,更应该拓宽研究视域,将之置于人类口传民歌的广阔天地之中展开探讨。

关键词:布依族 口传民歌   《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

布依族的口传民歌文化,见于文献史籍者,从传统方志的民俗方言语料开始有所涉及,到民国时期的地方调查报告、歌谣集,以及相关报刊杂志的载录研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民间文学资料收集整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大型活动的指导和带动下,布依族的口传民歌受到特别关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搜集,并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布依族口传民歌文本,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基础性资料。深入的研究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罗剑、鄂启科等撰著的《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论述》[i],是新近出版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本文即是研读该著之后,对布依族口传民歌研究的过去和现在状况,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有所感想而作。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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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布依族聚居的省市、州县,乃至乡镇、村落,传统方志和文人笔记有零星记录,因分散零碎,未成系统,难以罗列,在此姑且不谈。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多所高校内迁,文人学者纷纷关注贵州少数民族民风、习俗和文化,掀起了一股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布依族口传民歌在内的少数民族歌谣热潮。其中,边胞研究会的成立,在《贵州日报》开辟“边铎旬刊”专栏,涉及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的重要代表作有赤子《贵阳仲家的歌会》[ii]、家木林《仲家的七月场》[iii]、藜《仲家酒歌》[iv]、修勤《罗甸仲家的情歌》和《镇宁仲家的情歌》[v]等。当时布依族口传民歌的搜集整理,以陈国钧编译的《贵州苗夷歌谣》最具代表性,收录的布依族歌谣达656首,占全书的65%以上[vi]。岑家梧的《水族仲家(布依族旧称)风俗志》[vii]和《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viii]二文,前者提及布依族“赶表”时唱歌相会,情歌互答,并对“作解”法事经文唱词有所记录;后者不仅研究布依族的作桥道场和文化,而且特别强调指出其经典,即使用念唱的摩经文本,“是研究仲家历史文化的绝好资料”,这也是第一次集中搜集整理布依族摩经的尝试。民国时期的贵州民族调查报告,以《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ix]和《贵州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x]等为代表,虽多为综合性调查报告,但布依族聚居区的成果都提及布依族的口传民歌文化,可知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了解和把握中国民族的具体客观情况,国家展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进行民族识别。民族识别确定主要的民族之后,进一步展开搜集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的活动,在贵州整理刊印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中,涉及布依族的共有14集15册,这批成果奠定了布依族口传民歌研究的基础,是相关领域研究不可绕开的重要成果。现就各集主要内容分述如下,以便专家学者取用。

第十八集,包括布依族情歌和新民歌二部分,情歌按思想内容划分,将其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即新情歌)三个时期。新民歌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人民歌颂党和毛主席,及其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歌谣,尤其以大跃进民歌数量最多[xi]。第十九集,涵括布依族的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和寓言,收录《洪水朝天》《调北征南》《茫耶寻谷种》等篇章,内容广泛,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浓厚[xii]。第二十集,内容涵涉布依族的苦歌、反抗歌、叙事歌、童谣、红军长征歌、戏剧、舞蹈、酒歌、礼歌、年歌、盘歌、劳动生产歌、谜语、成语、谚语、笑话、巫词、咒语等十八种资料。这些资料搜集于安龙、罗甸、平坝、镇宁、荔波和惠水等布依族聚居地区[xiii]。第二十八集包括酒礼歌、生产劳动歌、苦歌、古歌、情歌、儿歌、传说故事和谜语谚语,具体内容如生产劳动歌包涵《采茶歌》《开场歌》《开工歌》《起房歌》和《天旱歌》[xiv]。第三十二集为布依族传说故事,既收集《兄妹成亲》《螺蛳姑娘》等传统传说,又收录特定时代的《长工与财主》《帮工的故事》,还采集了《包公的传说》《夜郞国》等历史故事传说,内容丰富多彩[xv]。第四十一集是布依族的古歌和叙事歌,收录的作品有《古歌》《祖王和安王》《罕温与索温》《何东与何西》《王玉连》《南荷斑》和《酒歌》,均搜集于望谟县境[xvi]。第四十二集为布依族情歌,搜集整理了《对歌》《玩表歌》和《情歌》,其中《情歌》包含九个部分:(一)相会歌,(二)相思歌,(三)相爱歌,(四)失恋歌,(五)光棍歌,(六)鸡叫歌,(七)怨婚歌,(八)逃婚歌和(九)请媒歌,将布依族谈情说爱的经历和遭遇一一列数展现[xvii]。第四十三集收录的是历史传说,如《洪水潮天》《王岗的传说》《金竹扰朝》《三月三的来历》《甲金的故事》和《金冗练》等,故事有《龙王小姐》《老者和他的三个儿子》《围腰口为什么有图》《七月半祭祖的根底》等,以及动植物故事《蟒蛇记》《猴子抬葬》《田鸡和老虎》《茶叶的由来》等,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丰富[xviii]。

第四十四集题材与第十九集相同,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和寓言,但具体内容不同,且篇幅增大,达671页之多,这些布依族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不仅反映其历史和社会生活,也反映了他们的理想、愿望、欢乐和疾苦,而且集中体现其审美情操、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足见布依族的口述文化传统之深厚与繁富[xix]。第四十五集主要收录古歌、叙事诗和情歌,其中古歌包括《辟地撑天》《十二个太阳》《赛胡细妹造人烟》《造千种万物》《起房造屋》《造酒歌》等,叙事诗有《孃荷斑》《调北征南》《王仙姑》《王刚》等,情歌则收录了《传统情歌》《排歌》《送郞歌》《杂花歌》《迷恋花》,浪哨歌,以及开阳、望谟和册亨等县的情歌[xx]。第四十七集是对歌。所谓对歌,是布依族情歌通常以男女对唱为主,故名。本集从一至十三按数编排,分别为邀请歌、开排歌、初会歌、赞美歌、思慕歌、定情歌、失恋歌、宵夜歌、盘歌、排歌、分离歌、送别歌和谢主歌,内容近300页,其后还附有《酒歌》《姊妹歌》《情歌》《苦歌》等39种近250页。编者认为,对歌在布依族民间文学宝库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艺术形式优美动人,实乃贵州高原上的一束烂漫山花,清香绚丽,深受人们喜爱,不仅是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素材,而且也是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参考资料[xxi]。

第六十三集包括《布依族酒歌》《查白》和《张四姐》三篇长歌。布依族酒歌,是在喜庆日子的酒宴上,主、客互相唱和的歌谣,语言活泼诙谐,艺术形象生动有趣,既表现主、客之间彬彬有礼,彼此谦让的社会风貌,又体现布依族社会的礼仪风尚,内容丰富多元,是布依族群众喜闻乐见,广泛传唱的重要口头文学。收入本集的酒歌包括揭碗歌、斟酒歌、敬酒歌等16种。据编者称,此乃仅是浩如烟海的布依族酒歌的“沧海一粟罢了”。《查白》则唱述兴义地区查白的出生、成长、死亡到成神的历程,在当地查白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xxii]。第六十四集由古歌和丧葬歌两部分组成,古歌中的《造万物》,除序歌、尾歌外,还包括造天造地、造年造月、造山造岭、造鱼造虾、造歌造木鼓、造月琴姊妹箫等宇宙万物,内容相当完整,是布依族宇宙万物本源的重要哲学资料。而《丧葬歌》则包括赶戛歌、招魂歌、婿祭歌、请魂歌和出丧歌,是布依族丧葬礼仪和信仰世界的重要素材。可知本集特色鲜明,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显著[xxiii]。第六十五集分上下篇,共二册。上篇为礼俗歌,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年歌》《做客歌》《过礼歌》《三朝歌》《歇场歌》《孝歌》,第二部分包括《摸黑歌》《洗脚歌》《分烟歌》《谦让歌》《挽留歌》《抬爱歌》,第三部分有《赞美媳妇歌》《逃婚歌》《孤儿歌》《解桌歌》《开朝门歌》《栽花歌》和《忆比歌》,三部分共19种,主要收集贵阳花溪一带的古代礼俗歌。这些礼俗歌一般在办红喜事时对唱,又称对歌,既要有一定场合,又按一定顺序演唱。下篇的《牛经书》,由《送食经》《送衣经》《请师经》《起首经》《造房经》《牛经》《嘱咐经》《请土地经》《送乌鸦经》《解陷塌经》《嘱马经》和《分花树经》十二部分组成,是布依族办理丧事时布摩超度亡人说唱的古籍文献,由花溪区把火寨陈先才逐词逐句唱述,再用布依文记录整理,为第一次用布依文记录搜集整理摩经的文本。除前言写明该集的体例、内容外,还在最后“附录”歌手陈亮明和布摩陈光才的简介,并有布依文、望谟话和把火话主要语音对应规律表,且附分析贵阳地区布依族民歌格律专文[xxiv]。

贵州《民间文学资料》关于布依族的各集,材料来源均为口传资料。从时间最早的1959年开始,距今已经60余年;即使是最晚1985年的成果,也已过去36年。作为口传文本资料的整理成果,30至60余年的时间,当时的一些民歌,如今已不在演唱,其时的口述演唱者,又大多谢世,因此,这批资料弥足珍贵。不仅是布依族口传民歌的重要研究资料,而且是人类口传民歌的珍贵文化遗产。这些成果不仅奠定布依族口传民歌的研究基础,而且值得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高度珍惜和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布依族口传民歌研究,《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作了较为翔实的梳理论述,对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兹不赘述。

《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的主要内容,按照章节安排,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生态的状况,从追溯历史源流开始,进而叙述民歌赖以生存的自然、人文条件,详细地陈述布依族的民歌生活,特别强调歌师在民歌传承中的重要载体地位。二是归纳总结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主要类型,包括劳动生产歌,仪礼歌,生活歌,时政歌,情歌,盘歌和儿歌。三是考察布依族口传民歌的文化艺术特征,不仅归纳其主要特点和形式,而且叙述其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及音乐个性和艺术魅力等问题。第四是总结布依族口传民歌的文化价值,体现为社会功能、道德教化、审美和精神等诸多方面的价值。第五是探讨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的变迁及其传承困境问题。第六部分则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角度,考察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最后,对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保护传承提出对策和建议。这些内容从现时性入手,多涉及历时性的追溯,既较为全面、集中地呈现出当前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的研究现状,又是目前该领域最新最好的成绩。

任何民族的民歌都与民族的文化生态相关,甚至可以说,不同的文化生态,滋养着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歌。《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的诸位作者,均是在布依族地区成长的布依族学者,从小耳闻目睹,耳濡目染口传民歌场景,口传民歌的演唱实践潜移默化于身心之中;从文化自觉的角度而言,作为学者的身份,作者们不仅长期从事布依族研究,而且皆发表过口传民歌的重要成果。他们不仅对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具有生命真实感受的体验,而且具备学者孜孜不倦求真务实真切热爱的自觉,如此的身份与学养,对布依族口传民歌的文化生态的研究,自然而深切,研究所得的成绩是其他学者难以实现的。

至于布依族口传民歌分类的探讨,《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的研究,多建立在作者们长年对布依族口传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的实践基础之上,不仅严格按照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类,而且往往提供生动精确的新近搜集整理的民歌材料。但从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丰富性来看,将之分为劳动生产歌、仪礼歌、生活歌、时政歌、情歌、盘歌和儿歌七大类,是否能完整地体现布依族口传民歌,是值得讨论的。诸如前述提及的贵州《民间文学资料》,其范围就甚为广泛;就布依族当地人内部对口传民歌的分类而言,上述七类的分法,不尽能全面地呈现布依族口传民歌及其相应的文化,如卢格令将贵州晴隆布依族口传民歌分为粘歌、山歌、家歌、老人歌和摩歌,其分类法即是基于当地人的认知[xxv]。布依族口传民歌分类的分歧,一方面说明其丰富多元性,另方面也可以看出,该领域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布依族口传民歌的文化艺术特征,表现为民族性、地域性、群体性和立体性四个方面的特点,主要形式包括文学、音乐、演唱和对歌活动四种形式。艺术风格则存在土语区之间的差异:第一土语区的民歌,布依族原生性色彩浓厚;第二土语区民族文化融合痕迹明显;第三土语区旋律古朴粗放。表现手法上,“赋”“比”“兴”均有具体的运用。布依族口传民歌的艺术个性依赖于民族语言,因此民族特色鲜明。其文化价值集中体现为特定人群的特殊社会功能,以及道德教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等诸多方面。

作者认为,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传统传承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文字传承和音像影视传承,其传承特征可分为家庭传承、师徒传承和民族传承三种。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传唱大体有固定的套路和程式,如情歌,以情感发展的进程为线索,依次是初会、相识、抬爱、交情、试探、盘诘、相恋、离别、相思、求婚、盟誓、恩爱、情变和重逢等程式。布依族口传民歌的发展演变,大体经历四个阶段,即从最初的“娱神”“乐神”到“倚歌择偶”,到歌颂宣传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再到当下集文艺和商业活动于一体的文化品牌代言。其演唱语言变迁,也历经“承袭—衍化—变异”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使布依族口传民歌呈现出从多样化走向单一化,从主动走向被动二方面的特点。导致传承困境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民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二是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三是与民歌有关的活动逐渐消失,四是民族母语衰退造成民歌的文化变迁,五是新的娱乐方式的广泛产生,六是民歌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如今,布依族口传民歌成为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查白歌节、好花红调和盘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则有布依族婚俗音乐、山歌十八调、竹筒歌、叙事诗等,地区、市县级乃至流传于民间的口传民歌更是数不胜数。由于相关政策推进和时代焦虑心态使然,保护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亦提上议事日程,重视数字化建设、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以村寨为载体的生产性保护,及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都是好的实践经验和路径,有利于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要言之,《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一书,基于口传民歌案例分析,归纳总结规律性内容,既强调口传民歌的本体地位,也注重民歌与文化生态之间的重要关联,认为二者是难以截然两分的,这与诸位作者长年潜心浸淫于口传民歌社会情境之中不无关系。该书既有传统问题的继承性研究,也有时代新话题的创造性探讨;既持守固有的优秀研究领域,又开拓新近出现的新兴话题。重视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纵向与横向的对比考察,历时与共时之间的脉络探讨。较为全面地呈现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在过去与现在的整体全貌,实乃该领域最新的重要力作,对推进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及布依学的研究,均具有积极的重要贡献。

布依族的口传民歌及其文化研究,建立在过去与现在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之上,未来的研究路径和可能发展如何?应该是相关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

首先,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当地人的内部文化视野。尽管《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的作者均为布依族,但受汉语言学术“规范”训练的结果,将研究重心放在了诸如“民间文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和领域的范畴之内,往往忽视布依族内部的视野。以他者的眼光为主导,而忽视自我的内部视角,事实上容易障蔽重要的独特文化现象,如前述的口传民歌的分类问题。这不仅是本民族学者研究本民族文化事相导致“习焉不察”的结果,更是深受他者长期“规训”的“不自觉”。布依族口传民歌作为民族内部的语言,特别是书中着墨甚多的第一、第二土语区布依语民歌演唱,是否存在内部的分类,而不是“音乐学”“民族民间文学”意义上的现有分类,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举例来说,如卢格令强调内部分类,就能更充分地体现“地方知识”及其文化特征,凸显地方民族口传民歌的特殊性及其特别的文化意义,就更容易发现学界“文学”“音乐学”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含括布依族口传民歌之处,从而形成与之相比较,展开对话,并提出批评和反思。当地人内部视角的强调,不仅可以突出布依族口传民歌的特殊性,而且能够进一步开阔和拓展文学、音乐学等相关学科的视野。坚持甚至加强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的本体研究地位,对研究对象“自知之明”,具有充分的认知,既是文化自觉的前提,也是更广泛意义的学术推进和贡献的基础。

其次,摒弃时代大流的观念心态,研究结论应当从研究对象归纳、提炼和升华。《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一书的持论观点,认为“在日益加剧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与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布依族地区也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城镇化社会转型。布依族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和价值系统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严重地动摇了口传民歌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使口传民歌文化面临衰退甚至消亡的困境”(第6页,这种观点贯穿全书始终,如第1、3、7、32、88、328-329、332、354、356、373、377、381等页)。我们姑且不谈布依族地区是否已经向现代农业、工业、信息、城镇化等社会转型的问题,即使从网络空间,包括博客、QQ群、论坛、微信公众平台和朋友圈提供新的传承载体的状况,转换研究视角,兴许可以得到不同的观点,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如果从变化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包括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的变化是必然的,而并非永恒的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如此看待传统,可能对待传统文化变迁变化的焦虑心态可以焕然冰释。否则容易形成站在原地看待民族民间文化,与“动态”的现代化疏离隔阂的观点。

第三,拓宽学术视野。若能将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放置在中国口传民歌文化,乃至世界全人类口传民歌文化的范畴来思考,其意义和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人类口传文化整体观的视野深究布依族口传民歌,不仅更好地彰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民族性,而且有利于拓展人类口传民歌文化的视线。另外,在展开共时性研究的同时,注意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布依族口传民歌研究向纵深方面的推进和发展。

第四,重视比较研究。除了布依族口传民歌内部时间上的共时与历时,空间上的不同土语区等比较之外,与不同民族如汉、苗、彝、壮等相邻民族,以及藏、蒙古、维吾尔等北方民族,乃至越南的布侬、日本的大和、美国的印第安人等民族族群的适当比较,既有利于凸显布依族口传民歌的独有特点,又有利于看清其特有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利于审视其局限性,如此方能为当前和未来的传承发展,提供更好、更为有效的操作方法和实践途径。

第五,布依族口传民歌的一大特点是演唱、说唱和唱诵,传统的唱法、现代的唱法和网络如QQ群、微信群的唱法不尽相同,这种演唱实践的研究,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领域。换句话说,发现传统话题与新变化之间的关联,以及新领域的发掘研究,是未来研究应当格外重视的话题。

最后,特别感谢《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的作者,贡献出如此重要的布依族研究成果,使读者对布依族及其相关文化得到更深的了解。笔者在通读之后,受益良多,感想强烈,因此借此书出版之机,略述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状况,并提出其未来可能发展的思考。不当之处,祈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i]罗剑、鄂启科等:《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

[ii]赤子:《贵阳仲家的歌会——赶七月场》,《贵州日报》1941年11月15日,见贵阳市档案馆编:《黔境民风》,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另吴泽霖、陈国钧等著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也收录该文,作者为陈国钧。

[iii]家木林:《仲家的七月场》,《贵州日报》1946年5月26日,见贵阳市档案馆编:《黔境民风》,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iv]藜:《仲家酒歌》,《贵州日报》1941年11月15日,见贵阳市档案馆编:《黔境民风》,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v]修勤:《罗甸仲家的情歌》《镇宁仲家的情歌》,《贵州日报》1941年12月16日,见贵阳市档案馆编:《黔境民风》,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vi]陈国钧编译:《贵州苗夷歌谣》,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

[vii]岑家梧:《水族仲家(布依族旧称)风俗志》(1944),《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

[viii]岑家梧:《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1944),《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

[ix]吴泽霖撰、罗智整理:《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

[x]吴泽霖、陈国钧合编:《贵州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西南民俗文献》第十九卷,《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四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

[xi]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十八集(布依族情歌新民歌合集),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xii]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十九集(布依族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xiii]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二十集(布依族苦歌、酒歌等合集),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xiv]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二十八集(布依族歌谣传说故事集),贵州民族出版社印,1961年10月。1986年9月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翻印的第二十八集内容与第十八集重复,有误。

[xv]贵阳市群众艺术馆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第三十二集(布依族传说故事),贵州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贵州民族出版社印,1962年11月。

[xvi]贵州黔南文学艺术研究室搜集,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一集(布依族古歌、叙事歌),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编印,1963年8月。

[xvii]贵州省黔南文学艺术研究室搜集,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二集(布依族情歌),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编印,1963年8月。

[xviii]贵州省黔南文学艺术研究室搜集,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三集(布依族民间故事歌),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编印,1963年8月。

[xix]《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四集(布依族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0年5月。

[xx]《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五集(布依族古歌叙事诗情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0年5月。

[xxi]《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七集(布依族对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0年12月。

[xxii]《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三集(布依族酒歌、叙事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

[xxiii]《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四集(布依族古歌、丧葬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6月。

[xxiv]《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五集上下(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牛经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8月。

[xxv]卢格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乡风建设研究——以布依族第三土语区歌谣为考察对象》,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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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正副,贵州大学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曾在《光明日报》《世界民族》等报刊杂志发表《岂是文献不足征》《实践记忆论》等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调适与演进:中国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实践记忆论纲”。内容摘要:新近出版的《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是布依族口传民歌的重要著作,不仅继承传统课题,而且关注未来发展,更注重当前研究。布依族口...
特色村寨
好花红村距惠水县城18公里,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体的民族村,是著名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发源地,也是著名的“中国金钱橘之乡”和“中华布依第一堂屋”所在地。全村7.76平方公里,辖14个村民小组,15个自然村寨,668户,总人口3125人,其中布依族人口2816人,布依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5.6%。《好花红》传唱于清朝末期,迄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布依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是古代濮越人的后裔,也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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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布依族女干部、女专家,她坚守“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初心,2019年6月,在脱贫攻坚进入冲刺期的关键时刻,勇挑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红星村第一书记重担,把个人的人生理想融入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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