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再认识——兼谈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旧  话  重  提

“民族文化”，按当代民族学的定义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社会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社会规范总和。[1] 民族学定义的民族文化，应该包含六重关键性的特点。一是具有单一的归属性。就具体文化而言，它只归属于相应的民族，如汉文化为汉族所持有，布依文化为布依族所持有等等。二是具有习得性。就是说它与先天无关，是后天潜移默化或专门传授的结果。民族文化的习得性会增强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如果一个布依族婴儿被另一个民族家庭收养，这个婴儿将会全部吸纳收养民族的全部文化成为该民族的成员，这种全部吸纳与遗传、基因无关。三是具有共有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所属民族而言是毫无例外地成为全体民族成员的共有品，因为它是该民族全体成员无数代人长期积累而建立起来的体系，又无差别的要求一切成员遵循，而为一切成员服务，还会在延续中由一切成员加以丰富和发展，不是某一个成员或某一些成员的专利。四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的不断反复重现的结果，它不会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偶然出现，也不会偶然消失（非常态时期除外）。成族不到三百年的美利坚族仍以英语为母语就可以说明。然而曾“君临中原”的满族，上千万成员，现在绝大多数丧失了自己的母语而以汉语为母语，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满文化脱离了形成它的生存环境面而在农耕民族核心地区而被农耕民族文化包纳吸收。各少数民族为了向汉族学习先进的文化，从小学开始学起，效果有，但不很显著，是因为他们还在其文化形成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双语文”教学制的利蔽,以后专文研究）五是具有功能性。文化对于它所属的民族服务来说，肯定是必须和有效的。它反复不断地、有效地组织该民族全部成员为索取和改造生存环境服务，这是该民族生存并代代延续的无价之宝，绝不会轻易放弃。大和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利用他们雄厚的代偿力，采用其民族的组织形式（就是恩格斯所描绘的希腊人发明的“国家”）[2]，强行推行其文化，摧毁他族文化，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就是例证。六是具有完整性。任何民族的文化均可以不必依附于其他文化才能生存、延续和发展，也不必靠他种文化的帮助而更新。各种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分，只有先进和后进之别。这与向先进文化学习、吸收，使之溶入自己的文化血液里，以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并不矛盾。

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不同民族间不可能共有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中也不可能并存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当然，不能排除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存在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因子，也会存在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的交流和吸纳，借以取长补短，如汉语的“葡萄”、“盘尼西林”、“美利坚”等等。又如布依语中的“北京”、“飞机”等等，这都是交流、吸纳的结果。但是，这种交流和吸纳仅止于文化因子的接收或借用，决不能照搬，不能“山寨”。必须由吸纳的民族经过加工和改造，使之适应于固有的文化体系之后，再纳入固有文化，让它成为或充当固有文化的一部分。假如某一个民族文化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而中断，那么这个民族就不能再延续而融入其他民族，这就如我们说的民族消亡了。例如，尼人[3]在基辛这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这样描述：“从五千万年到四千万年前之间，尼人分散并适应各种环境，从北部的干旱草原和积雪的山谷地带，一直到半沙漠化和热带雨林边缘，地区性的特化现象颇为显著——热带木工很发达，寒冷的则用兽皮做容器……欧洲某些地区的莫斯提酒制作者，似乎是全世界最嗜食马肉的人。”尼人曾分散生活在欧洲、近东和中东的广阔地区，在非州还发现他们的遗迹，但是其文化中如何发达（木工制作和莫斯提酒制作等）都因其文化中断而消亡了。在亚洲称雄一时的匈奴族，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消失，僚文化消失后，僚族也随之消失。

种种史实证明：文化是他所属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维系所属民族的纽带，是使所属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支撑。

上述的“文化”是广议的普通意义上的文化。它包含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和介乎两者之间，诸如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总结和成果的总和。可以说它是无所不包的“可见”和“不可见”文化的总称。与我们日常生活所说的“文化很高”有天地之别。狭义的文化，专指“露外”或“外溢”的文化丛结，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可见”文化。将民族文化人为地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不见得完美和科学，这是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无奈。

在我们由五十六个民族及其文化组合而成的国家里，当“民族文化”这个词出现在书面和口语的时候，一般的人们往往把它等同于汉文化，甚而至于用汉文化掩盖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现象，是因为汉文化处于强势的“主流文化”地位，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不必细究；但对于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来说，是要注意界定而加以区别的，因此，不得不“旧话重提”。

民族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正确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1988年8月22日，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讲演”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4]，被学者称为一种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费老先生在以史学的视觉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变迁、发展的脉络之后，又用社会学的理论界定了各个民族具有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提出了“中华人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个理论要点有三：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联合体，并不是把五十六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五十六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份都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五十六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高层。二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汉族，因为它遍布各地并大量深入到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地区中，因此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三是，这种高层次认同并不取代或排斥低层次认同，高和低两个层次之间，同一低层次之间可并存。

这“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立即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并进行长时间的研讨。虽然见仁见智，但在总体上是认同并以之为研究民族、民族关系等的主要理论依据。费老先生逝世后，有的学者还把这一理论推而广之，进一步阐述为“历史多元、现实一体，文化多元、政治一体，民族多元、国家一体”等等，我们不管这一理论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管它是否实用于我国的民族研究，但是它的影响已经产生，并且深远。现在正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

二、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民族文化从它形成之时起，就面临着挑战，然而那是常态和“温柔”的挑战，因而民族文化的所遭到的挑战多不被人们注意，反而“光辉灿烂”、“积淀深厚”说，占居空前的“统治”地位。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各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成了民族及其国家竞争的主要力量。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文化上的搏斗也日益加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正如费老先生所说的“高层次”的民族）卷入这世界浪潮中去“摸、爬、滚、打”，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理性选择。这是以“一体”的态势出现在这场旷日持久而又激烈的文化交流、融合的斗争旋窝中的。然而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完全是机遇，更多的是巨大的挑战。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还处于弱势的五十五个“基层”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君不见，仿乎一夜间“卡拉OK”厅遍布中华大地，洋快餐如“麦当劳”像雨后春笋般在大中城市出现……正如吉登斯[5]所描绘的那样：“全球化并不以公正的方式发展，它带来的结果也不会是良性的。”为了取得一点“公正”（或者叫“话语权”），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包括军事）、经济的层面，忽视了文化这一深层次的博弈。异种文化通过快速而又普及的媒体（如电视等）渗入到了我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骨髓里。少数民族文化在其间遭受强大的双重挤压——洋文化和汉文化——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有的文化“露外”部分，逐渐消失了。处于边远少数民族“核心区”（当代民族学在划分民族分布所用的专用名词）都不能幸免。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教育刍议——以怒江峡谷民族为例》[6]是这样叙速的：“笔者先后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七年三次赴怒江峡谷进行田野调查，亲身感受了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一九六三年，笔者从昆明出发……几乎花了一个月才抵目的地。当时所见所闻的一切，全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清一色的服饰，人人会唱传统歌谣……讲述该民族神话，吟唱史诗的老者或祭司，很容易找到。每进一家，均受到了传统的礼仪接待……村民中几乎没有讲汉语的。……笔者一九九一年秋第二次赴贡山县……仅花三天的时间，傈僳族、怒族村寨中有个别人经商，有一些人家则用上了电器产品，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已穿上了城里的时装。村里讲汉话的人多了，但唱传统歌谣、能讲述神话民间故事、讲解各种民俗由来的人，则已不多。一九九七年九月，笔者第三次赴怒江峡谷时……贡山、福贡、沪水县城高楼林立，各类商店、餐馆、旅馆应有尽有。有的卡啦OK厅老板，竟然是当地少数民族……此地田野调查，由于得到州县文化局的全力协助，提前物色熟悉当地传统文化的老人、歌手、祭司，才使得调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6]我们之间所以用过多笔墨引用一位“普通的”教授的亲身经历——三次平常的田野调查经历，是因为有万端的感慨，有割肤切骨之痛：几千年形成的维系所属民族的文化，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荡然无存。处于边远少数民族核心区的文化受到如此猛烈的冲击，而且在冲击中失败了，那么处于文化的代偿区，就不言而喻了。边疆的云南省是这样，处于内地的贵州又如何？“被世界保护乡土文化基金会列为全球十个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圈之一的”，“民族文化（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引用者注），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服饰、传统节目、民间游艺及民族活动积淀厚重”的黔东南自治州，“近一、二十来，受都市外来文化的冲击，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全州民间文化面临失传，甚至涉临消亡的危机。”[7]，作者列举了“天下第一侗寨”的黎平肇兴以及台江、丹寨等县的苗族传统文化快速消失的事例，证明少数民族文化全面地遭受猛烈冲击，成了全球化文化大博弈中首先的牺牲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布依族、苗族和彝族文化也难逃被吞噬的厄运。州里的一位在职领导几次在州布依学会一些会议上说，有外来客人反映，到了州府所在地，“听不到布依族的语言，看不到布依族的服饰，吃不到布依族特色食品。”这反映了布依族依文化的流失状况，也表露了这位领导的焦虑。我们不要进行什么田野调查，只要随意地走走看看，第一感觉就不是一个布依族苗族聚居区的首府，而是与汉族集中核心区的“东密”，毫无二致：到处都是一个面孔的高楼大厦，“立交桥”外加一个“新加坡”。一些“精英”还把具有浓郁布依文化特色的“布依八音”，加上西方现代的摇滚或街舞的旋律，且外出“表演”、宣传。这种“四不象”的典型虽不多见，但是“拉马德雷冷位相灾害链”[9]已经连接并产生了效应。我们随便点击一些网站，映入眼帘或灌入耳鼓的，多是一些偷樑换柱的“四不象”，包括重新冒头的布依族网站（http://www.iuix.net）也有不少不伦不类的东西，使人难以接受。客人反映的三个“不到”确实把中布依文化“外露”表征中的要害。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客人（可能多是汉族客人）对布依文化残缺的批评和及时补救的期望，但我们的确应该细究和反思。

再说布依族语言。民族学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这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这个民族文化很重要的起着多重的特殊作用的“丛结”。因此我们把“共同的语言”作为区别民族间的区别之一。它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的外露性和综合的表征性。与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布依语是布依族的“专用品”，一般来说布依族成员一刻也离不开自己的母语，布依族与其母语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一化，而且十分稳定，即使延续几百年上千年，哪怕是民族及文化发生严重变化，这种对应关系依然如故。[10]只要你是布依族成员，只要你一开口讲母语，稍有一点语言知识的人听了就可以断定你是布依族，因为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最基本特征构建而成的布依语言系统，是不会改变，是充分外露的。如果改变了布依族语体系，就再也不是布依语了。我们望谟就有“孩子来呀，来背妈”的“笑话”，虽然她用汉语讲了，但是汉民族听了就不知所云，误解为是“孩子背妈”的意思，而布依族人听了，就明白是“妈背孩子”不会产生什么误解。这是因为汉语和布依语在语法结构，在不少地方是存在差异的。掌握了布依族母语的孩子，要他学习另一个民族的母语，对他来说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事，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丢掉或“删除”自己母语的代价。语言的这种对应性，具有对外来语言的对抗性，当代民族学称之为“母语排抗效应”。打个比喻：一台电脑的内存已经充满存入的文件，要下载新的文件，就得删除“固有”文件，腾出内存空间才凑效。而对于“内存”充满母语的儿童来说，必须“删除”“固有”的母语，才能较为顺利地吸收外来母语。“双语文”教学制，如不明晰“母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来母语只是辅助工具”的理念，成效不会太大。另一个问题是旧有（或称“固有”）内存与新内存如可以兼容，创建一个新文化系统的话，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会出现“来背妈”的错误。这是我们在书面或口头语言常常看到的现象；一是固有母语完全丧失，不再回到原来的母语系统之中。这是布依代偿区之所以在五六十岁以下的布依族成员完全使用另一个民族母语的原因。“听不到布依族语言”的原因就在此。中国第二大民族——满族丧失了自己的母语也是同样的原因。双母语时代或丢掉自己固有母语时代，在全球化的当今，快要来临了。

上列的几个事例，只是反映少数民族文化外露的丛结逐步或快速衰退或解体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已经随着外露丛结消退而消退或解体的文化核心，“看不见的”文化，如意识形态层面的消退或解体。马克思早就告戒我们：“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现在仍在发生着。云南红河州博物馆馆长在他的博文中这样写道：“城市化的进程，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无情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被疏远，地域文化的个性遭到破坏，盲目的模仿和无休止的扩张，使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文明的碎片。作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最后堡垒，少数民族文化，在强大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它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民族语言已经被解体，民族的风俗习惯正在逐步淡化，民族的心理素质正在削弱，民族精神在不断萎缩，多元文化在逐步瓦解。”[10]这位州博物馆馆长叫李克山。这种馆长可以说是“小人物”了，然而他看了或感觉到了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深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位“小人物”写的《民族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被多个大网站转载，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大人物们当然也是预见到了的，——费孝通，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在承载他的，影响深远理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瞻望前途”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也就是说多元一体的多元一方面会逐步萎缩。”可惜费老没有看到，这“多元”萎缩得如此惨烈而全面。费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体”的美好前景：“在这高层次（多元一体的更高层次——引导用者注）里，用个比喻来说，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多元”都萎缩了，消失了，还有什么“百花”来争艳呢？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遭遇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同时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共和国，在法律上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给予充分的支持和保障，从宪法到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构成了一个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法律保障体系，保证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民族工作的主题。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初就谆谆嘱咐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说：“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落。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在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展，而且常受欺压。”[11]要求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坚守遵守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胡耀邦、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核心区看望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和干部，嘘寒问暖，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的有关会议再三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奔赴汶川大地震重灾区的少数民族地区，指挥、处理救灾行动，也曾到兴义边远山区，鼓励干部群众发扬“贵州精神”等等，都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对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非常重视，这种身体力行的作风，给全国干部作了表率，鼓舞各少数民族广大干部群众。近年来，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遭受严重危机期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里，把文化列为专题，加以阐述，并开宗明义地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昌盛。”把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章节来阐述，在党的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上，还是第一次。二OO九年六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任务、目标举措和保障措施。之后各省区人民政府都出台了贯彻实施的文件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具有法律意义和行政支撑网络。

黔西南自治州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譬如把布依族的“六月六”和苗族的“四月八”作为法定节假日；各县（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布依文化，苗文化论坛，构建理论研讨和梳理的平台；州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还新建了一条民族文化街，并在省内第一家开通了布依语、苗语广播、电视还将加播布依族、苗族的语言如服饰等节目，解决“听不到”、“看不到”等问题，州民族工作部门把布依语文，苗族语文制作成教学光碟等等。这些任务明晰、目标明确的行政举措，使少数民族及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支撑。

其次，在以文化为精神之灵魂、以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之要径、倾情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氛围中，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已经觉悟并形成合力，为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殚心竭智。这种原动力已经形成并发挥了作用。总之，少数民族文化之花的萎缩或消退，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会得到遏止，并会在“涅盘”中得到新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正在加快现代化步伐，这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机，各自治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要加快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必须依靠好、利用好自身的至少两大优势：一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二是丰厚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优势。只有把现代工业化（包括城镇化）的建设理念植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厚土之中，才可以持续发展，才能开花结果。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页

[2]《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四卷第104页

[3]尼人，是尼安德特人的简称，因在德国尼安德谷发现其化石和遗迹而得名。

[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立版）》中央民族在学出版

[5]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于黄格言伦敦北部，现任剑桥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1970年被聘为皇家学院院士。出版了《民族——国家与暴力》等20多本著作。被人称为“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

[6]见《思想战线》1998年04期

[7]见http://51ai.com网

[8]拉马德雷是西班牙语“母亲”的意思，在海洋气相学上，认为它被喻为“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母亲”，它是一种高空气压流，分别以“暖位相”和“冷位相”两种形式交替出现在太平洋上空出现，每种现象持续20年至30年。近100多年来，“拉马德雷”已出现两个完整的周期，造成灾害。我们在这里借用。

[9]《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46卷下

[10]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十二部分

[11]《周恩来选集》下册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人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