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巧家县布依族溯源

民族是一定的历史范畴的产物，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多少年来，巧家布依族的称谓无论是自称或是他称，一直是混乱不清的，本文旨在将手中占有资料，试结合文论典籍专家学者已发表的见解，联系地方情况，就巧家地理、布依族源流，略谈些个人之管见。

一、巧家概况

“巧家”系云南省昭通市辖县，“‘巧家’由来，系初开壁时一夷人之名，附城一带，先年系渠领有，此土身殁后，人即以此二字名其领土，设县治时，亦即以此二字命名。”另说：“‘巧家’二字，系初开壁‘巧家’的彝族头领‘曲古都家’的简称，称‘曲家’，经演变后译音为巧家[1]。这就是巧家贯名的由来之说。

巧家地处“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西南部，跨东经102°52'—103°26′北纬26°32′—27°25′之间。东北与鲁甸县、昭阳区隔牛栏江相望，西北隔金沙江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宁南、布托、金阳等县毗邻，东南与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接壤。”[2]境内金沙江和牛栏江环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山’雄居中部，最高海拔4041米，最低海拔517米，下辖16个乡镇183个村（居）委会，国土面积3245平方公里。距省会昆明280公里，西昌（航天城）160公里，成都450公里，贵阳350公里，攀枝花市200公里，昭通市225公里。

西汉建元六年（公元135年）时‘巧家’属犍为郡，置堂琅县[3]。武帝置三降县属越嶲郡。东汉置堂琅县，属犍为属国都尉。三国属汉分犍为立朱提郡，为堂琅县地，至南朝。唐置唐兴县。南诏置东川郡，属爨部地。宋大理置东川都督，为乌蒙閟畔部地。元初置閟畔万户府，后改閟畔军民总管府，录乌撒乌蒙宣尉司，后属东川路地。明末清初为巧家伙目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改土归流，设流官知府，仍属东川路地。雍正五年（1727）置会泽县，治巧家汛，治所在龙格（今巧家营）。翌年，因征粮不便，县治迁东川府附廓，移府经历分防巧家，东川营右军守备分扎，均驻龙格。设鲁木得（今县城）、者那安居租、弩革、汤丹陈机租四汛，二十二塘、六卡。……。嘉庆十六年（1811）于鲁木得置巧家抚彝府，设抚彝同知，析会泽县一部归其辖治，录属东川府。道光四年（1824）置巧家厅，设经历，录东川府。民国2年（1913）废厅，置巧家县，设县公署……。民国十六年（1927）改县公署为县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置巧家县录属云南省昭通专区（昭通市）[4]。县境居住有汉、彝、苗、布依、回等16个民族。2005年末人口为535631人，少数民族人口2603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86%。其中：彝族16159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62%；苗族5171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19.86%；布依族4304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16.5%，是世居县境主体民族之一。其他少数民族405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1.56%。

二、巧家布依族源与流

（一）巧家布依族之源

巧家布依族与贵州省主要聚居区的布依族一样，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5]，是我们伟大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巧家布依族就如江应梁指出的：“散居在云南与贵州接界的广西府、东川府、昭通府等地的布依族，则与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6]。追根究源，布依族来源于古代“百越”体系中骆越人的一支。其称谓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秦汉时期称越（掸）、僚，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夷濮”、“夷僚”，后称“僚”、“俚”。唐宋时期叫“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宋元以后随着领主经济的发展，把布依族地区称为番，领主称为番主，下有八个部落，均在贵州省内的贵阳福泉、惠水、安顺、罗甸、册享、兴义等地区。元代在《元史地理志》书中有“栖求等处仲家蛮”[7]的记载，是布依族为仲家之始，明末清初，贵州省境内的布依族除被称为“仲家”外，还被称为“夷家”、“夷族”、“水户”、“土人”、“土边”、“布越”等，而近代历史上也有称布依为“青苗”、“青仲”、“仲家”的。

1993年以前，布依族在县境内自称有仲苗、仲族等，地方文献地志记载有仲家、夷族、夷人、夷僚等的。如尤中著《中国西南民族史》就引据康熙《平彝县志》卷三、乾隆《东川府志》卷八都记载当地有“仲家”，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说昭通府也有仲家[8]。史志文论表明，明、清时期的东川、昭通并包括了巧家有“仲家人”居住，“仲家”的名称见于文献记载的，始于元代，盛于清代，直至解放前夕[9]。对于交通信息极为封闭的巧家，“仲家”称谓延续到1993年以前。布依族祖先主要聚居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山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系云贵高原东南部的土著居民，许多史籍记载和民族学资料综述均足以证明布依族与古越人的渊源关系，从地望角度观察，与在广西中北部和贵州南部称为“骆越”的古越人非常接近。布依族历史上称谓繁多，史载族名“越”、“夷”、“俚”、“竾”都是“依”的同音、近音或转音，历史上把布依族称为“蛮”、“夷”、“仲家”，而把“仲”写作“ 狆 ”等，这均是一种民族歧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布依人民，1953年冬，布依族族称最后统一，啟用布依族人民共同的自称‘布依’作为本民族的名称，正本清源，恢复了布依族的本来面貌，确定了布依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就如上述的昭通巧家布依族属散杂居，从1951年至1981年都未按国家统一的族称统计为布依族，被统计为“仲族”。在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遵照云南省统一规定，“仲家人”纳入壮族登记，书写为“壮（仲）族”。“仲家”干部群众提出异义，要求归属布依族。并在1990年3月22日巧家县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杨儒德等十一位代表联名提出《请求将“仲族”族称归为布依族》的议案。县人大议案委员会批转县人民政府办理，县政府责成当时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对“仲家人”的历史源流、生活习俗、居住地域、环境等进行调查，派出考察组前往贵州惠水布依族自治县进行考察，将其语言、服饰等音像资料和衣物进行对比考证。1991年1月县民委向县政府提交了《关于“仲家”族属问题的调查报告》，县政府接着向省、地民族工作部门呈送了专题报告。1992年4月20日县民委又再次提出《关于巧家“仲家人”族称统一为布依族的报告》。县委、政府研究认为：为了准确无误确定“仲家人”的族属，不给历史造成遗留问题，又责成县民委派员到毗邻四川省宁南县拉洛布依寨调查，取得可靠证据。同年11月、12月，县民委本着“民从主人，尊重本民族意愿和对相近似的民族集团，即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的原则，向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昭通地区民委提交《关于解决“仲家”族属问题的请示》和《关于巧家县境内“仲家”统一归为布依族的意见》，1992年12月7日，昭通地区民委批复：从1993年1月1日起巧家“仲家”统一为布依族[10]。巧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巧政办发〔1993〕73号文即《关于“仲家人”归为布依族的通知》，正式将“仲家人”归为布依族，了结了“仲家”人民期盼已久的心愿。

（二）布依族流迁昭通巧家的历史原因

居住在滇东北乌蒙山区西南部巧家县境内的布依族，本属相邻接壤的贵州土著民族，然何于明清时期陆续迁徙昭通巧家等地的呢？究其缘由不外乎：一是因自然灾害饥荒等所迫，投亲靠友或乞讨谋生流迁到此而安扎下来。据白鹤滩镇巧家营村三家村潘氏族谱记述。潘氏原系贵州省贵阳县柳树湾竹子巷住人，在康熙年时荒醮，迁移昭通镇，后因人口盛重，难以同食，短时栖身后辗转移居会泽县，雍正年间有祖人潘文学当兵奉调到巧家，改土归流结束后，各捕江土为业，各讨母岭，弃官耕种，落于大沟，接至三家村定居至今。二是奉当时统治者旨意派遣往巧家的。巧家布依族主要姓氏有十余种，其以杨、王、潘三姓人口居多，以此三姓为主体的分别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从贵州省遵义、贵阳等地奉派而迁昭通、鲁甸、会泽等地，再于乾隆年间至嘉庆初年又转移入巧家县境，分别扎寨于“回龙”、“三家村”、“棉沙”、“莲塘”、“拖坑”等地方。巧家县白鹤滩镇莲塘村天生社潘氏家谱记载：祖籍贵州省遵义县平水岭天胜堂人，于清乾隆年间奉派由潘氏老祖公及祖婆徐氏相随，骑一大青马，迁徙今巧家县白鹤滩镇莲塘村野鸭社，后又迁至本村“发基”居住至今。布依族迁入巧家最早的是杨姓，昭通的杨姓先进入巧家营的“回龙”，会泽的杨姓先进入蒙姑的“拖坑”。三是明清时期风起云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失败后，逃避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迁徙的。如贵州福泉县志记载：该县布依族、苗族人民有史以来，富有反对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起义抗暴斗争，仅在该地区有史记载的大反抗，从明洪武八年（1375）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就有十一次之多。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平越冲苗聚众起义，史称“路苗反乱”。路苗分东西两路活动，东路在阿伦、阿万等人领导下，以新添、平越、清平等80余寨为活动中心，拥有数万人，“却官”、“却商”，反抗朝庭，攻打县府。贵州巡抚郭子章借水西土兵万人，镇压了这次以布依族人为主体的“路苗起义”，失败了的布依族人就往四川、云南等临近接壤之处逃生。

（三）巧家布依族之现状

从最先移居巧家牛栏江沿岸小河、六合等村的杨、王等姓，于清雍正年间因战乱，从贵州安顺府等地先到鲁甸县后山的“梨树丫”，又于乾隆二年（1737）迁入巧家县“下五甲”时算起，迄今已将近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纵观世居在巧家的布依族，入巧之时主要居住在小河镇的六合村，蒙姑乡的拖坑村，白鹤滩镇的巧家营、回龙等村，其后随着行政区划等因素逐渐向十多个乡镇分散开来，除前述的主要聚集村外，相对集中的还有白鹤滩镇的七里村、莲塘村、棉沙村、啊噜村、迤博村、北门村；东坪乡的新街村、老街村、树叶村；茂租乡的拖姑村；红山乡的红山村、黑铁村；小河镇的小河村；中寨乡的中寨村、拖租村、下寨村；崇溪乡的老屋村，蒙姑乡的蒙姑村、新塘村、干冲村等二十多个村。甚至还有少量在外学成就业或调工作，旅居首都北京、省城昆明、海南、香港等地的。

几十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朝夕相处，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其思想文化、风情习俗相互融合。其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都与汉族大体一致了。但也还有某些祖辈沿袭的影响，仍保留着一些本民族的传统特色。一是喜好居住在江边河谷和坝区。县境的布依族主要居住在沿金沙江和牛栏江流域的江边河谷地区，生产生活环境条件较好。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蚕豆、豌豆、甘蔗、花生和栽桑养蚕等农作物，也善种一些如白菜、青菜、南瓜、四季豆、番茄、芋头、姜、萝卜、马铃薯等蔬菜。在农业耕作方面能不断地接受科学技术种田的各项新技术，农业技术水平比较高，人均有粮和现金收入都与当地汉族群众生活水平相一致。驻扎多是聚族而居，单家独户甚少，过去住宅多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干栏式的“吊脚楼”。正房两边厢房分为上下两级，前低后高，高低差距在五、六尺。靠坡一边为平房，前半间或一间，建在下一级地基为楼房，楼与靠山的一间相平。住宅多为土木结构，顶盖多用松树檩和椽角麦草或山毛草等作为屋面材料。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多用瓦屋面的较普遍，也有少量的布依人家建盖有砖混结构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二是仍保留有少量的本民族语言和服饰。巧家布依族同样是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记录自己的语言的文字。本地布依族语言与毗邻四川的宁南、会东，贵州镇宁、惠水、水城县（区）的部分布依族语言相似，属于布依族语言第三土语区。会说布依族语言的，主要是在巧家县蒙姑拖坑村布依族寨子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女群体中，能较流利地讲布依语，唱布依族民歌聚欢，60岁以上的还能用布依语言唱山歌等；巧家营三家村、棉沙村、回龙村有少量七、八十岁以上的妇女能用布依语叫出一些农作物的名称，讲出一些布依族生活用语、唱歌，但又不能翻译成汉语，然而，就布依族所记的碑文、家谱又是用汉语书写的。如立于清乾隆二年（1737）的六合杨姓家谱和立于清咸丰7年（1857）的蒙姑乡拖坑布依族人墓碑文字都是汉文。

在服饰方面，蒙姑乡拖坑村就收藏有多年的布依族女式古装。据说已有上百年历史，此套服装造型朴实大方，上装衣正身为深蓝色，外托肩，圆领（即和尚领）绣有红白两种花纹图案，每只袖长54公分，袖子从肩部往下10公分左右开始绣花，花纹围绕整个袖子，袖口用白、蓝、黄三色连接花边，衣无扣，只有胸前两边各订了两股线，以此拴结代扣。下装围裙上为白色、下为青色。此地保存的蓝布百褶裙，为人工纺织的麻制品，与苗族的百褶裙相似，腰部和脚边用白布镶边，穿时将白边置于里面。男式裤子布料主要以青、蓝、黑色为主，60岁以上老年人包青、黑色布帕，穿对襟长、短上衣，脚穿自制黑、青色布鞋。中青年女子头戴无顶绣花帽，身穿短大襟镶花边上衣，老年妇女穿长大襟上衣，戴手镯、耳环等，脚穿绣花布鞋。三是生活习惯。平时常以大米、小麦等为主食，肉类以猪肉为主，亦食少许羊肉、牛肉等。蔬菜种类丰盛，常食蔬菜有白菜、青菜、南瓜、黄瓜、茄子、番茄、豌豆、四季豆、马铃薯、莴笋、辣椒等。逢年过节特别喜吃糯食，尤其是春节，进入冬腊月就要开始准备些糯米，加工成米粉，作为汤圆原料，以便正月十五元宵节前煮糖水汤圆食用；再是大年三十早晨，要蒸糯米饭，用棒舂打糯米糍粑，首先做两个三十厘米左右的圆形糯米糍粑供奉在堂屋的神龛上，祭祀祖宗，一直供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拿来煮吃。年三十晚还要煮些青蒜和长菜吃，传说是青蒜吃了清白、聪明，万古长青，吃长菜是意示长吃常有。另外，在婚丧习俗、宗教信仰、节日、禁忌等方面也还存有一些本民族的特性。因篇幅有限，此就不一一加以赘述了。

在承认布依族存有的某些本民族特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新中国建立后，布依人民也获得了解放，和全国人民一样，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族平等权利，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半个多世纪以来，地方党组织不仅在布依族群众中发展了上百数的党员，而且还选送了相当数量的布依族干部到省市参观、学习和培训，扩大视野，提高素质，增长才干，为布依族地区发展培养了人才，一大批布依族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茁壮成长。地方党委共培养布依族干部59人（不含在县外工作的），其中：行政干部25人，占布依族干部数的42.37%；事业干部33人，占布依族干部数的55.94%；企业管理干部1人，占1.69%。行政干部处于县级领导地位参政管理国家事务的干部2人，科级及相当者12人，科技干部中职以上的6人，初职17人。从文化层次方面看，县境布依族受传统文化影响，居住生活、环境条件都比较好，深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在职的59名布依族干部，大多数是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文化者，处于中专及其以下文凭者比重较小。在布依族青年中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比比皆是，而且有副高职经济师的，如巧家国税局新华税务分局王云芳。还有外调或学成在外工作的，又如：昆明基准地震台高级工程师潘发英，中国作协会员、云南作协签约作家、云南出版集团编审、现任保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灵，香港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海，海南省气象局专家王翰，去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业于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王洪江等，这些都是巧家布依族群体中的佼佼者。

总之，巧家布依族从源流情况考察，与相临或相近的其他地区布依族人民相比，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在人情风俗上基本上是相通一致的。但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地域，受其地缘文化的影响，也会形成不同的地域特点。我们必须认真坚持和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布依族人民优秀的文化传统，继承自身民族特色、优点和长处，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锐意进取，为推动地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地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注释：

[1]巧家县人民政府编：《云南省巧家县地名志》，昭通地区印刷厂1983年12月印刷第64页。

[2]云南省委政研室、省志编纂委办公室主编：《云南地州市县概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3]尤中著《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巧家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巧家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40页。

[5]梁南灿撰文《布依族族源考》，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第82-92页。

[6]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下）》，民族出版社1990年10月北京版第332页。

[7]尤中著：《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2页。

[8]陈本明著：《朱提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64页；尤中著：《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3页。

[9]莫俊卿撰文：《布依族的族源研究》，刊载于《民族史论文选》下册，1951-198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第102页。

[10]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篡：《昭通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