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古骆越文字的活标本

　　内容提要: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广泛流行于贵州、云南等省布依族三个土语区。从结构形式看，这个文字体系包含了象形字、部分汉字和至今尚未识读的字符。用这些文字记载的典籍文献主要内容是择吉日良辰、择方位、占卜等，属于布依族先民的巫书。布依族传统择吉书所使用的古文字是壮侗语族先民古骆越文字。这些文字及其文献，对布依学、百越文明史乃至汉字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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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吉书，是民间用来选择吉祥时间、吉祥方位以达到趋利避害效果的民间抄本。在布依族中，根据使用的文字，择吉书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类汉方块布依字抄写的本子，另一种是用一套由象形字、汉字古文字、图画、抽象符号和尚未识读的字符构成的文字体系记录的本子。后者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文字构成情况和特点，都显得更为古老，因此笔者称之为“布依族传统择吉书”。

　　类汉方块字在布依族中流行十分广泛，而且早就被“发现”了。1942年，陈国钧对安顺一代布依族宗教信仰开展了调查，就发现布依族家中“常将术语咒诀等用汉字注音，录成经典，转相传授。”[1]这里所说的“经典”，即摩教经典，简称摩经。而所谓“汉字”，就是类汉方块字，也称“土俗字”或“方块布依字”。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族文化工作者在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文化调查过程中，就在布依族地区陆续发现和搜集了很多这类古文字资料。因此，从事布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主要关注这类文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布依族简史》中收录了一幅《白摩书》抄本图片，图中文字与以往人们看到的方块布依古文字明显不同，但是一直没有研究成果。自2001年起，笔者在贵州境内和云南东川、巧家等县市开展了调查，陆续发现了与《白摩书》文字相类似的布依族古文字类型。这是布依族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字类型，而文本则是比摩经更为古老的文献。笔者认为，《白摩书》一类传统择吉书是布依族先民的古老巫书，书中使用的文字是古骆越文字的遗存。文本内容和文字符号在布依族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布依族乃至百越历史文化以汉字形成和发展的珍贵资料。

　　一、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的流传情况及特点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也有少量分布。截至目前，在贵州和云南均发现传统择吉书古文字。

　　最早发现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是在云南。20世纪40年代，云南丽江择吉书古文字就被外国传教士发现，并将部分资料带出境外。2010年，云南民族大学罗祖虞教授主持相关项目时，该校张纯德教授将他在美国所收集到的临摹件的复印件献给课题组，经鉴定，与一些地区布依族择吉书古文字属同一类型。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民族文史工作者在开展民族古籍的调查、征集过程中，也发现并征集了部分文本。《布依族简史》收录的《白摩书》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就是1958年梅世纯从当时的毕节地区赫章县营水公社布依族村民家中征集到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布依族传统择吉类古文字主要分布在贵州黔南、黔西南、毕节等地区以及云南省东川、巧家、丽江等地。

　　据韦章柄、韦光荣、赵丽明等著《水族近代史故地考——都柳江源头水族文化初探》对都匀交龙寨布依族吴姓的调查，该寨吴元昌家中有被称为“水书”的古籍，据说是吴元昌曾祖太公自己用过的书，如果按25年一代算，该书成书年代应该在一百年以前。另据韦章柄先生透露，贵州独山县的麻万镇、水岩乡皆为布依族，但一些地理师用的工具书却是“水书”。而据民国14年（1925）编纂的《都匀县志·卷五·民俗卷》记载了97个在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发现的古文字，除“甲”、“庚”、“寅”三字写法略有差别外，其余与择吉书古文字基本相同。

　　黔西南州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虽然没有发现完整的布依族传统择吉书，但发现94个与上述文献具有相似性的古文字，可以断定这一带曾流行过同类传统择吉书。

　　毕节市赫章县发现和征集到的《白摩书》是目前贵州境内发现的择吉书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择吉书。内容包括择日、择方位、历书等。20世纪80年代，在威宁县新发乡也发现此类古文字，但因懂掌握该套文字的老人去世而仅存部分内容。

　　在云南，近年来先后在东川、巧家、丽江、禄劝、宁蒗等县发现此类择吉书古文字。其中以东川市的文本（当地布依族群众称为“卡师书”）较为完整和丰富，其余文本都较单薄，如巧家县六合村发现的文本只有40页，与东川文本数百页相比，差距很大，可能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丢失。

　　根据初步比较分析，布依族择吉类古文字与水书属于同一类文字。是由部分古汉字、象形字、未识读字符和抽象符号构成的文字体系。

　　从内容看，无论贵州还是云南，这些典籍大多用于择吉，即选择出行、建造、婚丧礼仪、驱魔纳祥的吉日良辰以及阴阳宅基和朝向、出行办事的吉祥宜忌方位等。由于都是用于择吉，因此这套文字中天干地支、数字和五行等方面的字符反复出现。经对比，这类古文字在布依族各地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第一，这类典籍使用的文字除了抽象字符外，还有部分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如“鸟”、“鱼”、“虫”、“兽”、“人”等，都按原物轮廓、形象进行描绘。

　　第二，部分字符与早期汉字（秦统一前的汉字）甲骨文、金文写法有共同特点，如在同一典籍文献中，同一个字笔画数可多可少，可正写、可反写或横着写。如在赫章《白摩书》中，“五”有的写成“五”，也有的倒着写（上下颠倒）；“丑”有的写成“丑”，也的反写（左右方向变换）；“吉”字上面的“士”有的写成一横，也有的写成两横、三横；有的正写，也有的倒写，甚至斜着写。

　　第三，择吉的时间模式有共通性，比如多以正、四、七、十；二、五、八、十一；三、六、九、十二月作为对某个宜、忌日子的月份组。

　　第四，各地择吉书中都有诸多目前还无法识读字符。

　　从这些共同特点来看，布依族择吉书古文字产生年代比较古远，处于形成中却又未完全定型的阶段。

　　二、择吉书是古代布依族先民使用的巫书

　　正如甲骨文用于记录占卜，是一种“巫”文字，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也有“巫”的性质。传统择吉书是布依族先民使用的巫书。

　　“巫”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施术者通过某种“技术”和手段，可以作用于对象，达到施术者欲达到的目的。巫属于自然宗教范畴。巫在古代曾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布依族也不例外。

　　布依族有自己的传统宗教——摩教。这是一种介乎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的准人为宗教形态：它有明确的教主、最高神祇，有教义、系统的经典和礼仪，有半职业化的宗教职业者。摩经是摩教形成的重要指标。根据摩经的相关内容判断，至迟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2]摩教是在自然宗教基础上，吸收了道教、佛教和儒教一些因素加以改造后形成的。[3]因此，摩教已不再是简单的巫，而是与巫有着质的不同的准人为宗教。但是“摩”的名称与巫有密切关联。汉语语音史研究中有所谓“古无轻唇音”之说。据此，“巫”的汉语古音发音近似“摩”。布依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有诸多的同源词。“摩”或与古汉语中的“巫”为同源词。壮语与布依语同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壮语北部方言与布依语第一土语基本可以通话，而在壮族中部分土语区由女巫演唱的巫词称为“巫伦”、“巫朗”，“巫”读为“摩”，可见，壮族女巫还有被称为“摩”的。

　　贵州西部布依族对宗教类典籍文献习惯称为“白摩书”。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名为“白摩书”。而在水城一带，当地布依族老百姓把借用柏格里创制的苗族波拉字母文字记录的摩经也称为“白摩书”。

　　所谓“白摩”，指布依族宗教执业者，在多数布依族地区发音为“布摩”。在布依语中，“摩”是布依语对从事布依族传统宗教活动的祭司以及对祭司诵经的称谓，祭司被称为“布摩”或“报摩”、“掌摩”等（各地称谓略有差异，但都有一个“摩”字），诵经则称“古摩”。相应地，摩经被称为“诗摩”，“诗”指“书”，“诗摩”也就是“摩经”或“布摩使用的书”。所谓“白摩”，亦即“布摩”，是汉文记录贵州西部布依语时发生的音变。因此，在贵州西部布依族中，布摩用的书也就被称为“白摩书”了。

　　云南东川、巧家等地流行的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其执掌者被称为“卡师”。“师”是汉语词，指“师傅”，是对从事择吉这一行当（相当于汉族的阴阳先生）的成年男性的尊称，“卡”在布依族摩教中，是“布摩”的别称，也写为“呷”。现在，在册亨、望谟、罗甸等地，仍把布摩简称为“呷”。布依族摩经中常将“摩陆呷”与“报陆陀”对举，比如凡人们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就“去请教报陆陀，去问摩陆呷”。贞丰一带布摩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前，要先举行一个“安师”仪式，即把摩教历代祖师请到现场，保佑布摩和事主家在仪式活动中平安无事。“请师”祷词所请神灵就包括了报陆陀和摩陆呷。

　　根据布依族布摩的解释，报陆陀是摩教教主，对摩陆呷，则没有什么说法。

　　壮族与布依族具有相同文化和信仰。根据壮族民间传说，摩陆呷（壮族民间文学资料译为“姆六呷”）是一位女神，她是第一代神，为女性，专管生育；第二代神有管天界的雷王、管下界的龙、管人间和中界的布洛陀（布依族译为“报陆陀”）；第三代神是布伯。[4]这些传说告诉我们，摩陆呷（姆六呷）是布依族、壮族信仰中的女性始祖神。摩经常把她与报陆陀并提，可见在布依族传统宗教信仰中，摩陆呷（姆六呷）同样是摩教的始祖。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比男性高，女性担任氏族首领同时兼任沟通人神的中介，后来，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才逐渐被男性取代。由此推知，所谓摩陆呷（姆六呷），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摩教教主，而报陆陀，则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摩教的教主。由于摩教是布依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才逐渐完善和最后定型的，因此，男性布摩既不敢否认女性布摩始祖摩陆呷（姆六呷），又不情愿把她排在最前，于是采取并列方式并把摩陆呷（姆六呷）排在了报陆陀之后。

　　总之，无论是“摩”还是“卡”（呷），都是指布依族中专门从事摩教仪式活动的从业人员，这种称谓来源于布依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巫首领摩陆呷。云南东川、巧家一带传承者、执掌者和使用者为“卡（呷）师”，应该是一种更符合事实本真的称谓。而白摩书，或“卡师”书，也就是布依族先民使用的巫书。

　　三、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是古骆越文字

　　经过比较，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与水书是同一类文字，与广西平果县发现的石刻文字也有共同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几个民族文字具有相同特征是因为文化传播互相借用还是别的原因？笔者认为，壮、布依、水等民族均由古骆越发展演变而来，他们中发现具有共同特点的文字体系，是从祖先骆越那里携带而来的文化行囊。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水书以及广西平果感桑石刻文字都是古骆越文字。

　　近年来，水书研究很热。原因在于，首先，水族中至今仍传承水书。虽然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对水书传承带来严重冲击，但水族中懂得和能够运用水书的水书先生仍大有人在。其次，水书很早就被关注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晚清的莫友芝。在《红岩古刻歌》一文中，莫友芝对水书的产生年代做了推测，认为其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20世纪40年代中，岑家梧、张为纲等学者深入水族民间，对水书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比较研究，岑家梧发现水书与甲骨文和金文“颇多类似”，认为“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5]这一论断对后世研究水书者产生了广泛影响。水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蓬勃发展景象，不仅研究者众，而且成果丰硕。因此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这类文字只是水族独有的文化。

　　随着贵州和云南一些地区陆续搜集到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广西发掘出平果感桑石刻文字，我们发现它们与水书有一些相同和相似的字符。有的字符与甲骨文、金文有共同特点，如写法不固定，有的横写，有的竖写，有的正写，有的反写等等。郑超雄先生推断平果县感桑石刻文字上限为商周时期，[6]如果这个推断正确，那感桑石刻文字正好与汉字甲骨文、金文阶段相吻合。因此可推断，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与水书产生年代至迟在商周时期。考虑到水书和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中有诸多象形字，笔者认为这些文字的起源应在夏代，到了商周时期，逐渐形成目前看到的这个文字体系。

　　这些文字中有汉字，但仅占整个文字总量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肯定它与汉字有渊源，但不属于汉字体系，而是另一种文字体系。由宁琳、金开诚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百越文化》一书的“百越文化特征”部分，收录了一幅文字符号图片，注明文字为：“百越古文字”。该幅图片的字符与水书、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相同或相似，属同他一个文字体系。这是迄今为止明确提出百越古文字并与具体文字符号联系起来的例子。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水书和广西平果县感桑石刻文字属于古骆越文字是可以成立的。

　　首先，从布依族、壮族和水族相关传说看。水族中流行水书是“陆铎公”创造的传说。壮族、布依族中则广泛流行摩经是布洛陀（或报陆陀）编创的传说。摩经在壮族、布依族中被称为“诗摩”。“诗”既指文字，也指书籍。正如汉族有了汉字才会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样，壮、布依、水族先民古骆越人也因为有文字才会有相关造字、造书的传说。

　　其次，水书和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文献典籍巫的色彩很浓，这与古代骆越民族“好巫”的习俗有关。对于古越人这方面的习俗，在《吴越春秋》、《太平御览》、《史记》、《越绝书》、《魏书》等汉文古籍中均有记载。比如《太平御览》就说：“吴越之境……好巫鬼，重淫祀。”《史记》也说秦汉各地越人“俗鬼”，“祠天神上帝百鬼”。[7]虽然汉文古籍文献没有关于古越人使用何种文字的宗教典籍的记载，但壮族、布依族和水族中发现同一类型古文字宗教典籍，无疑是对古骆越时期共同宗教文化的传承。

　　再次，从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古越人分布区曾流行过文字。汉字学界都承认先秦时期曾有过“六国文字”时期。所谓六国文字，指的是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中流行使用的文字。是与秦系文字相对应的文字体系。虽然以六个诸侯国名称得名，但正如吕浩先生在其《汉字学十讲》中所言：“六国文字”并不严格局限在六个国家，而是“指分别以这几个国家为主的地区所使用的文字”，因此，“楚系文字”就包括了“以楚国为中心的楚、吴、越、徐、蔡、宋等国所使用的文字”。[8]笔者认为，汉字的得名是因为使用这套文字体系的人群主要是汉族。而汉族的得名是源于汉朝。在汉族还没有形成之前，所谓“汉字”早在夏代就已经开始形成。而这过程中，既有汉族先民的贡献，也有包括古越人在内的各民族的贡献。古百越分布地区陆续发现古遗址陶器刻画符号（如大汶口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广西平果感桑发现被推断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大石器文化时期石刻文字，说明骆越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创造文字的历程。这一发现终结了长期占据史学界认为古骆越人没有文字的论断，证明了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作者简介:周国茂，贵阳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安顺苗夷族的宗教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00.

　　[2]侯绍庄.布依族古谢经及其断代刍议[M]//贵州省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151-160.

　　[3]周国茂.摩教与摩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241-256.

　　[4]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散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24-25.

　　[5]潘朝霖，唐建荣.水书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449-464.

　　[6]甘宁.平果感桑石刻字符确认系古骆越文字或形成于商周[N].南国早报，2012-03-28.

　　[7]王懿之，李景煜.百越史论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435.

　　[8]吕浩.汉字学十讲[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