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特色村寨：贵州省安龙县最古老的布依山寨“阿能十八寨”

阿能古寨

（一）

很早就想到平乐的布依族村寨去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作为布依族人，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栖息已有2000多年。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样生存发展的？他们饱受欺凌和磨难，却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当今经济发展的滚滚浪潮中我们又要往哪里去？如何保存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等等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总想去探索一点什么，姑且是对在纷扰尘世中浮躁的心灵的一点慰藉。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在当地学校工作的一位朋友，他刚好是这个寨子里的人。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向东行驶，不多久就到了一个山间小平坝，四周山上植被茂盛，一条小溪穿过田坝流向远方，在绿树掩映之中一个寨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对！这里就是阿能寨！

之所以选择来阿能寨，是因为它是最早出现在我们当地历史文献中一个布依族寨子 ，据清乾隆年间的《南笼府志》载：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安隆守御千户所，辖花障、阿能2甲地共36寨。从那时算起已有600多年可考的历史，但这不能说明阿能寨的历史只有600年，由于缺乏考古资料，我无法确定阿能寨形成的具体年代，但根据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测至少在西汉时期，这里已有一些村落，并且县境的布依族人民开始受汉文化的影响，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此时西汉中央王朝在南北盘江流域置牂牁郡和对东汉时期交乐墓葬群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

朋友早已在等候在村头，待到家里，寒暄几句，我首先就问他阿能寨名称的由来，他说：“阿，是布依话常用语气词，也有指代的意思，能和郎是年轻小伙子，阿能就是那几个小伙子的意思，这是为了纪念古时候寨子里的三个英雄而留下的寨名，即出英雄豪杰的地方。” 我猛然想起《贵州通志》上有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阿能土目三兄弟郎刚、郎暴、郎很 射杀安隆土官岑峰，占据阿能十八寨起兵造反，岑峰之子岑光裕奏请贵州官兵征讨，总兵许其领兵攻占阿能寨，擒获“三郎”，押于安隆所城北大道斩首示众，岑光裕因镇压起义有功继任阿能18寨土官，仍归隶贵州。然而这已经是万历年间的事了，之前洪武年置安隆所时已有阿能寨这个名称了，可见“阿能寨”这个名称的含义还另有所指，指其为出英雄豪杰的地方较为贴切。

阿能古寨民居

（二）

在访问中，我了解到阿能寨现今有140多户人家，500多人口，由岑姓和韦姓两大姓氏家庭组成，全部是布依族。我找了寨中几个年纪较大的村民，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先辈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出乎我预料的是韦姓的几乎都说是明初从江西过来的，岑姓的都说自己的祖上是从广西过来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岑姓的说法比较可信，但韦姓的说法让我心存疑虑。他们是不是阿能寨的原住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资料中，我们知道到，布依族是属于古代百越人中“骆越”的一个支系，原生活在广东、广西的岭南地区，布依族的祖先远古时期就沿着红水河流域不断向上游迁徙，随后繁衍于南北盘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生生不息。今贵州境内黔南、黔西南、黔中的广大地区的布依族族即为百越人的后裔，安龙县境内的南盘江河谷和平乐、北乡、花障、 鲁沟、龙广、木咱等地是布依族聚居区。布依族多居住于平坝或靠近河谷的村寨里，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平坝地区的布依族村寨大都背靠青山，面对平敞开阔、溪河纵横的田坝，寨内及其周围都蓄护大树、竹木，在村头或山脚往往有终年不枯的水井。布依族人主要靠种植水稻、渔猎和饲养猪牛等家畜为生，平乐附近阿能寨等地优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必然让布依族的先民定居于此，并不断地繁衍生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农耕稻作文化。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大约在两晋以后到隋唐时期的五六百年时间里，原属云南东北部的彝族部落强大起来，逐渐向贵州境内发展，最后征服了贵州西部、西南部的土著部落。这样一来，黔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均为彝族统治，《兴义府志》载：“陈时，东爨翫据今府亲辖地及贞丰、册亨地。”东爨乌蛮即是彝族的一个分支部落。阿能寨作为重要的布依族村落肯定未能幸免，不得不投靠彝族土司，受其统治。也许在常年的征战和民族之间的杀戮中，他们被迫逃离家园，也可能因瘟疫或自然灾害而至田园荒芜，但度过难关、稳定下来的布依族却能乐于天命、自给自足，长时间处于自治的自然经济状态中，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由此说来，现今阿能寨的布依族居民未必就是远古时期就延续下来的原住民，期间可能因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出现了文化断层。一直到明朝建立后，历史才慢慢清晰起来，明洪武元年（1368年），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以其子岑子得领安隆洞。岑善忠因帮助明军进军云南有功，朝廷把安隆洞赏给了岑氏土司管理，后置安隆长官司，以岑子得为长官，隶广西泗城州。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朝廷置安隆守御千户所，除屯守所城周边以外，还辖花障、阿能二甲地的布依族36寨。弘治十八年（1505年），因助剿有功，以安隆守御所之阿能十八寨赏给安隆长官司土官岑轼。历史上安隆洞数经变迁，但今县境东部、南部、北部的布依族村寨却和广西泗城州（府）的岑氏土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时间处于其土司统治之下。泗城州及其以后的泗城府是历史上广西西北部著名的土司政权，治所在现今百色市凌云县城，岑氏土司自宋皇祐年间开始统治泗城长达674年。在漫长的近七个世纪里，岑氏土司让泗城各族人民从一个原始粗放管理的民族走向自治，并一跃成为红水河流域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教育上、文化上最强大的土司，其领地最大时包括了今天广西的北部、西北部和贵州南部、西南部及云南东南角，创造了中国土司发展史上的奇迹。

阿能古寨古树

岑氏土司在其领地上施行甲亭制度。甲、亭是军政合一的组织，是土司“分土而治”的结果。它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峒，是元、明及清初西南边疆土司统治的基本形式。在羁縻州内，大者为县，小者为峒，县、峒下设甲、亭，也有一些甲、亭直属土府。甲下设亭，亭是基本行政单位，大亭管数十寨，小亭管数寨至十几寨，甲首和亭目均世袭，在其领地实行半奴隶、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宗法统治。岑氏土司本为江浙大户，北宋时随大将狄青征伐广西边疆，后留守田州，逐渐脱离宋王朝，建立甲亭制度，收取税赋，成为一方土司。岑氏土司受领泗城州后不断扩张领地，乃将其部将四处分布，进行军事殖民统治，南、北盘江地区主要由外姓的王、贺、黄、韦、侬、颜等姓氏头目管理。元至和元年（1328年）于今南盘江边置安隆州，后为安隆洞，辖花障、阿能等甲地。

明初，安隆所所辖的花障、阿能二甲共有三十六寨，阿能甲十八寨，包括今天的鲁沟、阿赖、纳利、纳院、北乡、花障、渔浪、打江、平乐（洛溪）、阿能、纳马、八坎、乐欢、者孔、纳磨、鲁贡、哪黑、停西，德卧镇的阿油槽、冗若，龙广及周边，永和、坝盘、岜皓、纳赖。这些村寨即是安龙布依族传统聚居区，它们同县城周边官府屯兵屯田的汉族居住区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阿能甲为岑姓甲首统治，驻有甲兵，控制平乐附近及县境诸多布依族村寨，可以说阿能寨在元末明初已是这一带布依族村寨的政治、军事中心。

在阿能寨，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韦、岑两大姓氏宗族中，他们的居住和交往的界限是非常的明显，村子上面部分的山凹里全是姓韦的人家，而岑姓人家则全部居住在下面稍开阔的地方，中间的房屋有一条明显的界限，且据说以前韦岑两姓还不互相往来，在平乐附近的其他布依族寨子也有这种现象。住在一个寨子里不来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这里我作一个分析。前面说过，岑氏土司在其领地推行甲亭和亭目制度，岑氏的家族统治是通过甲亭组织来实现的，甲亭组织不是村寨自然联合的产物，而是通过军事、政治的力量把各自分散的村寨控制起来。推行亭目制度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划出了一条等级森严的界限，统治者称为“布赛”（意为官家），被统治者称为“布维”或“独维”（意为百姓或奴仆），实际上就是土官和土民两大部分。他们之间存在主仆关系，界限不容相混，无论在称谓上、穿着上、住房上、礼仪上都截然分开，而且彼此不能通婚。这样一来，这些布依族村寨里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韦姓人家应该就是土民的后裔，而岑姓人家则是土官的后裔，世世代代的矛盾和恩怨延续下来，也许就成了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界限和不来往的原因。

明代至清中期，阿能及其十八寨在行政隶属上时而属贵州安隆守御千户所，时而属广西的泗城州和西隆州，但他们作为布依族村寨联合体在经济和文化上从未分开过，因而保留了自身鲜明的文化特色，成为安龙县最具有代表性的布依族村寨。1652年，孙可望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入住安隆，改安隆所为安龙府，这期间阿能十八寨属安龙府。永历朝廷在安龙期间，各民族团结和睦，朝廷在布依族的帮助下开展屯垦，布依族也在南明将士的屯垦中学习到先进的耕作方法，据资料记载，南明军队从布依族人民中学到了如何在山区建设营房的技术，当时安龙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缺少中原地区建造营房的材料，布依族人民教会了南明军队就地取材，利用山上的竹木和茅草来建造营房。

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永历十五年），因泗城土官岑继禄引导清军攻取安龙府有功，清廷升泗城州为泗城府，以岑继禄为土知府，世袭，又将阿能十八寨赏给岑氏。康熙八年，云贵总督划正南笼厅（即安龙）疆界时，把阿能十八寨改归南笼厅通判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工部侍郎李紱、广西巡抚韩良辅会于南笼，商议对付岑氏土司的办法及划定贵州、广西两省疆界，议定以南盘江为黔桂两省的分界线，升南笼厅为南笼府，并削去岑氏土司世职，发配浙江，至此，统治桂西北和黔南、黔西南南部边缘600多年的岑氏土司被废除，阿能十八寨才真正脱离岑氏土司统治，归隶贵州，隶属安龙。

阿能古寨民居

（三）

“改土归流”后，南笼府在阿能十八寨等布依族地区继续施行“以夷治夷”的半自治政策，将原土司属下的“土民”改为普通编户，仍通过土目进行统治，但农奴对土目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解除，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佃户与地主的的关系，与周边汉族地区的交往密切起来，部分汉族不断移民进入布依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布依族农民生活依然贫困，同土目、流官的矛盾依然尖锐。《兴义府志》云：“苗民近于郡城者尚晓汉语，催征犹易，在十八寨之仲苗，则言语不通，姓名难辨，惟有土目以统辖之，寨老、把事以管束之。”亦云：“（土目）沿旧习虐苗民，苗民亦有不听其约束者，官为整理之。”布依族农民面临着土目、地主及官府的多方盘剥，如有诉讼，官吏必偏袒汉民，“苗民与汉民讼，必左袒汉民，征赋则或于苗民畸重”，布依族农民为了摆脱苦难，谋求生存，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

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府城南乡洞洒寨的王囊仙和当丈寨的韦朝元发动起义，围攻府城，知府曹廷奎触楹自杀。起义很快席卷黔西南、黔南、黔中及滇桂部分地区，各少数民族纷纷拿起武器，加入起义队伍，军锋直指贵阳。南笼起义的烽火震惊了清廷，嘉庆皇帝亲自部署镇压，调集贵州、云南、两广各路大军进行会剿。八月，清军和地主武装围攻洞洒、当丈，义军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王囊仙、韦朝元在战斗中被俘，数千名将士被杀，轰轰烈烈的南笼起义被镇压下去。安龙的布依族人民在这场起义中起到了领导和推动作用，但这场起义也给布依族阿能十八寨带来了毁灭性的的打击，不仅参加起义的青壮年悉被杀害，清军还四处搜捕义军余众，彻底清查支援过义军的布依族村寨，对于不会说汉话、稍有疑点之人予以捕杀。由于清军的大肆烧杀，南笼府许多布依族村寨成了废墟，大片良田沃土无人耕种，加上饥荒、疫病，饿殍遍地，百业凋敝，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这次起义的失败在文化上对阿能十八寨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清军在其征服的布依寨强制推行剃发易服，改说汉话，不能进行宗教或习俗的集体活动，并加强封建礼法教育，吸引部分土目、土弁子女学习汉文，参加科举考试。在官府的威逼利诱和分化打击下，原本半自治的布依族村寨联合体迅速解体，传统布依文化在这些村寨逐渐流失。《兴义府志》载：“今郡境仲苗，自嘉庆二年叛后，大兵剿平，近颇驯谨畏法，耕田纳赋，无异汉民。”之后，虽然清廷调整了兴义府的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但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和国民党当局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及民族同化政策，加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阿能十八寨逐渐汉化，到上世纪90年代，这些布依族村寨已很少有人说布依话，穿布依族服装了。虽然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的原因，但王囊仙、韦朝元的南笼起义是造成安龙布依族文化没有周边的贞丰、册亨、望谟等县保留完好的重要历史原因。

拂去历史的尘埃，现在阿能十八寨布依族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十八寨早已分化为数百个村民组，行政隶属上几经变化，但是十八个自然村寨依然存在，大部分自然村寨连名字都不曾改变，各民族互相融合，都在现代化的滚滚潮流中辗转生活、都在风雨交加的路上向前进发…… 许多布依村寨外貌上已经同汉族村庄别无二致，都是混泥土结构的砖块房，都是发动机和电器发出的喧嚣声，都是衣着时尚的男男女女……，我们只能从村民的只言片语中寻觅到一些布依文化的踪影，或是迷茫，或是无奈，或是欣喜。

安龙阿能布依古寨载歌载舞欢庆“九·九”重阳节

蒙蒙细雨中，我们登上阿能寨旁的山头查看当年的营盘，荒草杂木中横卧着几段城墙堡垒的残垣断壁，我无法判断它是哪一时期的产物，或许是三郎起兵造反时筑起的堡垒，或许是阿能寨布依族抵御外来侵略的防御工事，这种营盘在很多布依族村寨很普遍，几乎每个寨子都有，据有关专家考证，黔西南有宋至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古营盘，它们有的是少数民族起义时为抵抗官军而修筑的堡垒，有的是权绅筑营自保，有的是村寨防匪自卫，现留存下来的营盘多为咸同时期民族混战的产物。不管怎样，眼前的残垣断壁折射的是布依族村民在外来侵略面前的无奈和抗争。

我们默默走下山，来到村头的路口，一块古碑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一块淸道光时期阿能寨的村规民约公议碑，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但碑两侧的文字说明了阿能寨当年处于交通要道上，右侧写有：上右走兴义府，左走硬溪孔；左侧写有：下走洛溪，左走坡昧。硬溪孔指今天的兴隆冗华石盘一带，洛溪即今天的平乐，阿能寨往东可达册亨、望谟，往南可去广西隆林，西北则到兴义府城，西上云南，北往贵阳。这块碑也说明了阿能寨在十八寨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这些布依村寨很多依然是古榕郁葱，枝繁叶茂，守护见证寨子的每一段跌宕岁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如何让布依村寨在保护中得到发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镇化建设“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而不是大拆大建，让历史和文化湮没在城镇化狂飙猛进的烟尘中。新农村建设，要大力扶持本地特色产业，充分保留村庄的传统特色，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然而，在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各地推进和设计的模式却较为单一，没有根据各个布依寨的特点和布依文化元素来进行建设，很多村寨推倒了木质结构的吊脚楼，盖起了水泥房；整村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及村庄整治中，建筑风格照搬照抄黔北民居，千寨一律，格调单一；许多村寨修起了文化广场，却没有开展布依文化活动，难觅传统文化氛围。

当然，保护和发展布依文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中有很多现实和经济上的原因，在万峰湖镇的坝盘村，当地布依族村民自行拆掉吊脚楼要建水泥房，我们和镇政府的同志去劝阻，但村民说木质吊脚楼经不起风吹雨打，现在木材珍贵，无法重建，不盖钢筋水泥房，媳妇都找不到，我们一时无语。是的，保护布依文化如果不融入到产业发展中，让村民得到实惠，这项工程是很难顺利推进，走得深远的。我们可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做得好的地区的经验，把保护和发展布依文化同本地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做出自己的特色，让布依族村民在当下火热的乡村旅游和民族文化风情旅游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这样也许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欣喜的看到安龙已纳入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民族文化保护板块，《规划》提出要发挥丰富多元的民族民俗文化优势，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黔西南州也在加快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小康寨行动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将让少数民族农村生活环境有较大改观，但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少数民族村寨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应注意保护布依村寨的布依文化元素，让布依族人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布依传统文化不流失，从而形成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乡村。

一天的访问就要结束了，我的思绪却久久不能平静，我为阿能十八寨布依族人民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历史而沉思，或激动、或无奈，是的，逝去的都已是历史，但历史总是要向前推进的，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临走时，雾霭中的阿能寨沉浸在一片寂静里，偶有几声鸡呜犬吠，回望这个古老的布依寨，流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们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