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摩经

布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依族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文化，为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然而对于布依族这样一个历史上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又缺乏古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它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留给后人呢？这里我们只要来翻一翻布依族摩经，就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布依族摩经是布依民族宗教—摩教经典的简称。因摩教来源于布依族对宗教祭司布摩的称谓。布摩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要诵经，这些经典就统称为摩经。而摩经以“经书”的形式出现，大约是在明清以后的事。因为明清之际，随着中央封建王朝改土归流，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等政策的实施，大批汉族移民迁入布依族地区，汉文化也就随之渗透到布依族中。于是，布摩就以汉字记音的方式再创造一些方块布依字，把世代口耳相传的经文记录下来就形成了“经书”。

摩经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丧葬超度仪式的经典，称《殡亡经》，亦称《殡凡经》，《古谢经》等；另一类用于祈福、驱邪等宗教仪式，称为《解邦经》。其中用于丧葬超度仪式的经文又可分为用于超度正常死亡者的经文和用于超度非正常死亡者的经文，译为《罕王经》、《招魂经》或《赎头经》。摩经作为配合仪式演唱的宗教经典，内容十分广泛，有神话史诗、古歌、传说、故事歌以及布摩超度亡灵时念诵的经文等组成。因为这些内容有些是来自远古时代，有些是在布依族的各个时代形成的，有些是布摩根据现实需要临时发挥的，这就使它成了布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为我们研究布依族的历史、哲学、宗教、艺术、仁礼道德、物质技术生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布依族中最有研究价值的一部书。

其中布依族摩经为研究布依族历史提供资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摩经中的神话史诗有大量关于人类来源的描述。在原始社会时期，原始初民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带着幼稚的幻想色彩，反应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人类繁衍后代和延绵种族的强烈愿望。人类起源神话常常与洪水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洪水神话产生的时代，水患常常危害人类社会。如《兄妹成亲》和《洪水潮天》叙述的都是天地开辟后，万物滋润，但雷公懒惰贪睡，久不下雨，致使人间大旱。布杰上天将他捉到人间囚禁，进行惩罚。雷公趁布杰外出，蒙骗布杰儿女伏哥、羲妹，喝到了水，恢复了体力，挣破了囚笼，逃回天上。为了酬谢兄妹俩，雷公送给他们一粒葫芦种，吩咐他们种出大葫芦，将来便可凭借葫芦躲避洪水灾难。伏哥、羲妹照办了，后来他们成了洪水劫后的子遗。神仙劝说他俩成亲，繁衍人类。婚后，羲妹生下一个肉砣，他们一气之下，把肉砣砍成碎块，抛到四面八方。第二天，这些肉块都变成了人，世界上又有了人烟。这个神话反映了，布依族在历史上也和其他民族一样经过“血缘婚”的阶段。这种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早期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它是由原始人类早期的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二是摩经的某些古歌反映布依族原始时期的社会历史。这个作品最突出的是《安王与祖王》，它之所以作为经文，可能是因为更多地保留了作品的原貌，可信度比较高。它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安王和祖王争夺继承权来展开的，从它生动地反映布依族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历史状况看。首先，它反映了布依族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社会形态父权制取代母权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社会革命之一。从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可以看到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剧烈，如安王的生母鱼女因为儿子吃了鱼，就不惜抛弃丈夫儿子，愤然离去，这是图腾崇拜的表现。母系氏族社会图腾信仰极为盛行，鱼女回到江中，可看成是她回到自己的氏族中去。按父系血统来看，安王不属于母亲的氏族，他对鱼是没有禁忌的。安王吃鱼产生的矛盾冲突，正反映了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斗争。其次，它还反映了布依族社会已逐渐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情形。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增多，私有观念也在人们头脑中出现，阶级渐渐萌生。安王和祖王的矛盾属于氏族集团上层的权力争夺。如祖王之母教唆祖王：“杀了大哥要地方啊！……杀了安王好掌印。”安王是盘果王的长子，是氏族首领的继承人，表明当时长子继承权已经确立。而祖王为了争取继承权与安王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酿成战争。祖王战败，交还权力，但安王不满足于此，他提出了和解条件，除了归还权力外，还“要解粮食来给大哥”，“牵圈里的大马来解，拿圈里的牛来解，拿红冠的雄鸡来解，拿花羽毛的公鸡来解”，“牵那大肥猪来解，拿那大花狗来解”，而且还“要拿一百二十个婴儿做租，要拿一百二十个老公来抬”。这些和解条件，战败方缴纳的有粮食、牲畜、甚至人口（即奴隶），这种明显带有掠夺性质的战争，只有在阶级社会才可能发生。它加速了贫富分化，促进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发展，从此布依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摩经经历了千百年的不断锤炼，不仅为历史提供了资料，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摩经中，复沓的特点表现得很充分，它使作品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安王与祖王》中，开始部分分别唱述了盘果王、安王和祖王三人的身世，三大段就是三个大的复沓，各大段中又有若干小段的复沓。这里的复沓起到了强调三个人的“根源”的作用。句式复沓如《请龙歌》：“前世水牛多，水牛九世多，踏森林成块，踩田野成片。这里好建寨、王就来建寨；这里好筑城、王就来筑城；这里好造房、王就来造房。”“踏（踩）……成……”句式复沓了一次，而“这里好……，王就来……”句式则复沓了三次，具有特殊的韵律特点。

奇妙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也是摩经中突出的特点。例如，在《招魂经》中的想象就具有一种迷幻的色彩。说“押”（巫）的灵魂进入冥界，欲招回刚死去的灵魂，于是两个灵魂在那里展开了一场对话。“押”说自己奉死者家属的请求来请死者的灵魂回到阳世，因为他的离开阳世亲属痛苦不堪。而亡灵则说，他到了冥界过得很愉快，不想回。请押回去转告亲属们等等。作为宗教经典，这些想象都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摩经中这种迷信色彩并没有丧失它审美娱悦的功能。反而更能造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

摩经中还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以《安王与祖王》最为成功，作品中安王的宽厚、忍让，祖王的蛮横，都表现得很充分。例如，安王和祖王上山挖地，安王的后母给他包的是“东南菜下小米饭”，而给祖王的却是“鲜鱼白米饭”。祖王看了也为他感到不平，但安王却叮嘱祖王回家别提这事。这一情节表现了后母的自私、祖王的单纯和安王的宽厚。后来祖王在其母的挑唆下决计害死安王以夺王位。有一次，祖王借故到井下取药，骗安王下井，然后往井下投石。这里反映了祖王与其母的阴险毒辣，而安王毫无提防，说明他心地纯洁善良。当安王和祖王的矛盾冲突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时候，安王对祖王发出多种诅咒誓言，表示要“做三百万只老鼠，做六百万只雀鸟，来扰天下的庄稼”，祖王回答要打鸟来下饭下酒；安王又表示要“做三百万蚜虫”、“六百万花虫”来“吃庄稼苗”、“啃庄稼根”，祖王答复，“我有三百万只鸡”，“啄食它们”等等。一个为了折服对方，一个表示一定要“杀大哥要地方”，“杀安王要王印”。最后，安王才使天大旱，祖王被迫投降。尽管如此，安王仍让祖王掌管一方权力。在这里，祖王的蛮横，安王的宽厚性格又得到了进一步刻画。

摩经突出的艺术特点还有浓郁的抒情。在《忆恩歌》中，当历数父母的种种恩情时，诵者和听者无不为之动情，在《鳏寡歌》、《孤儿歌》中则唱出了无儿无女的凄凉和无父无母的悲伤。最具特色的是《建家歌》中的抒情，其歌唱道：“整个地方钉木箱，木箱用来把布装，只有我父母钉木箱，木箱用来把自己装，……当父母还活着时，住两间三间也嫌窄，此时父母死变鬼，侧身进木箱，塞身进棺材，里面宽还是窄呀，里面紧还是松呀，宽窄不知道，松紧也不晓，……”整部作品抒发了一种悲伤和酸楚的情感。反映了对死者深深的怜悯，也反映了对人生的一种彻悟：在生时永无止境的欲求，此时此刻复何在？这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普遍而深刻的人生哲理。这些，都充分的表现了摩经的艺术价值，也充分的证明了它不愧为布依族文学的珍品。

摩经中的哲学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宇宙万物来源的看法。由于摩经分别由不同时代的作品构成，它反映的布依族哲学思想没有严密的体系，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但这一点也正是其价值所在：通过各个时代积淀下来的哲学思想材料进行清理能探索出布依族精神文化发展的轨道。摩经中体现出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来看，唯物主义的因素比较突出。如《十二层天十二层海》唱述布依族先民对宇宙的认识。在古老的变形观念中，表现了一种朴素的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如对居民建筑发展的勾勒，“人们住在树梢也安，住树丛也满足，……”过了一段游移的树居生活后，“拿芦苇叶作柱子……用冬兰叶来盖”。这就揭示了事物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在《赎谷魂》中，将洪水灾难发生的原因归于“王”的食言，从对“王”的不守信用的词中，实际上又隐含了干旱是由于“王”无道而造成的观念。这些都十分的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研究布依族的哲学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摩经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布依族处里社会成员之间，邻里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都是通过“训戒”的方式规定下来的。如《嘱咐词》中亡灵对生者的嘱咐，有的通过死后住所的不同安排来表明人们对善恶两种行为的不同态度。《忆恩歌》、《孤儿歌》等在对父母恩情的追忆中教导人们应该报答父母恩情，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勤劳、俭朴、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等等。摩经中倡导美德；而偷窃、赌博则是人们厌恶的恶行。“你们要认真种地，种地才有吃的，神仙才保佑”，“三月做地里活／四月做田里活／妻约夫早起／夫约妻早起”。虽然这些观念有迷信思想的因素，但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劝人行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也有些道德观念是对妇女的约束，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例如，女儿不能和儿子平分家产；出嫁到夫家后，家里有公婆的不能坐火炉上房；大年初一，女孩不能走进别人家的堂屋，要走只能走侧门。这些都明显的表现出妇女地位的低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消极的思想将会不断消失，因为社会发展是不断向文明发展的。

但是，摩经作为宗教经典，它最突出的社会科学价值，主要还是为布依族宗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摩教是布依族的民族宗教，是一种准人为宗教，从摩经中可以看到布依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它们构成了摩教的基本内容。自然崇拜的对象有天体、田土、甚至住宅的某些部位等。如射日、洪水神话中主人公因“王”食言而故意违禁激怒天神，降下大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天神崇拜。关于祭田、赎谷种等，则反映了田神、谷神崇拜。图腾崇拜，在布依族族地区没有统一的标记，有的地方以竹，有的地方以鱼，有的地方以龙等等。但不论以什么为标记，它们所反映的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秘切相连、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以竹为图腾的，在布依族大部分地区都有“搭花桥”的习俗，每当一对成年男女婚配数年后而又不见生育者，其父母双方则会请布摩择定搭花桥的“吉日”，花桥是用一对竹子为桥柱和桥梁，用红绿纸剪成许多小人放于花桥上，他认为这样竹神就会为其送来儿女，保佑其子女们健康生长。有的地方还有“年老逝世随竹生天”的说法。在年老逝世者的超度仪式中，最典型的是死者的魂幡必须采用大楠竹，竹尖要留有一些竹叶，以此作为死者灵魂归回祖先住地，升到天堂的必由之路。以龙和鱼为图腾的，他们认为龙和鱼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例如《安王与祖王》中安王的生母是鱼女，而它的外公、舅舅是龙，这实际上就是以龙和鱼为图腾的氏族成员。“殡亡经”作为一种丧葬经文，其中的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表现得更为直接。布依族对一般鬼魂恐惧，对亲属的鬼魂是恐惧与依赖的并重。由于恐惧就要举行仪式将鬼魂超度进入仙界；由于依赖，人们就祷告亡魂保护，并供奉祭品。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亡灵的保佑。

以上是摩经为布依族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料的表现。除此之外，摩经还为研究布依族的物质生产提供了资料，虽然这些资料有些零散，但非常有价值。例如《安王与祖王》中叙述到祖王出生前后安王所受待遇的变化时说，未生祖王时，“祖宗田”、“肥沃田”、“井边田”、“水母牛”都归安王，生下祖王后这些都不给他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保收成的田。很显然，作品反映的是比较进步的稻作农耕。分给水牛，正好说明作品反映的时代已使用牛耕作。在“赎买经”的射日和洪水神话中，也有反映稻作农耕的，“王”之所以诏天下射日，是因为天干旱种不出粮食，“王”用作射日的报尝是好田；“王”食言后，射日者用蛇作纤索，套狗耕田；洪水过后寻谷种重新耕种等。作品自始至终都围饶着一个核心，即稻谷作物的耕作。而用狗犁田情节正是犁耕农业的反映。

摩经中还记述了有关居住条件的演化发展的历史情形。如在“殡王经”中《哼闷》的一段唱道：“在学会建造房屋前，人们住树梢也安，住树丛也满足，走到树林黑就住树林，走到刺丛就住树丛”过了一段游移的树居生活后，“拿芦苇作柱子，用苦竹檀子，用金丝郎树作橡皮，用冬兰菜叶来盖”，这样人们就发明了最初的房屋。从这些居住条件变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是从原始的野居慢慢向房居过度。在过度中人们先是做成棚子似的房屋，以后再慢慢发展到竹楼和木楼。现在布依族住的基本上是木楼，住竹楼的主要是傣族。

此外，布依族摩经还对布依族的采集、狩猎、捕捞均有描述，这为我们研究布依族进入农耕以后，仍有以狩猎为辅现象，是必不可少的资料。

总而言之，布依族摩经不论是对于社会科学方面，还是对于自然科学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愧为布依族文化的一部宝贵的资料。摩经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学，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我们只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加以鉴别和欣赏，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我们同样从中可以发现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