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古文字：开启布依族历史文化之门

随着2009 年荔波县《献酒备用》、《解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四部布依文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名录》之后，2010 年又有《掌诀》、《架桥还愿》、《祭祀请神》等6 部布依文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古籍及古籍中的古文字晋升为“国宝”。从此，抢救布依族古文字工作正式启动。为继续抢救还散落在民间的布依族古籍和对已经搜集到的古籍应如何进行保护、传承等问题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今年的5月和8月，仅仅俩个月的时间我省布依学会就先后在荔波和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了关于抢救布依族古文字工作方面的会议。紧接着， 8 月2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三十周年庆典”上，布依族古文字再次被人们关注。布依族古文字因此成了继国家承认的契丹文、女真文、藏文、彝文、傣文、满文、回鹘式蒙文、蒙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壮文、白文、东巴文、沙巴文、水书这17 种少数民族文字之后走上国家级学术论坛的古文字品种。由于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这对发掘、抢救布依族古文字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偶然中的发现

谈到布依族古文字能被发现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事时，身为荔波县档案馆馆长的姚炳烈深有感触地说，2008 年5 月，当他们带着三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水书赴京参加首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时，发现被评审确认的壮族古文字和荔波布依族傩书中的文字很是相似。他想“我们那里也有这些东西的呀，是不是也是‘国宝’呢?”这次偶然的目击，姚炳烈热血沸腾，他返回到荔波后，把看到的情况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县领导对次此非常重视，于是加大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力度，在接下来的搜集、整理和编写申报布依族古籍《诺书》材料的同时，将《傩书》中的文字单列出来整理成《布依族古文字表》同时作为申报的材料之一，2010年，《傩书》系列中的《掌诀》、《架桥还愿》等6 部古籍顺利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布依族古文字因此成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新发现的古文字品种。

神秘古朴的布依族古文字

在 8 月14 日，贵州民族学院布依族古文字研讨会上，除了展示荔波发现的布依族古文字外，

贵阳学院周国茂教授还向大家展示了目前在布依族地区所搜集到的另外几种布依族古文字，有安龙布依族古文字、威宁新发布依古文字、方块土俗字、六盘水波拉字母文字等。

其中，安龙布依族古文字首先是王仲坤先生在安龙龙广一带发现的，有94 个古文字字符，是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布摩”用来作为占卜用的。如图:

从表中字符看，仅有“七”、“一”、“巨”、“八”、“二”、“土”、“三”、“乙”、“十”、“兑”、“水”、“吉”、“未”等少量字符与汉字相同或相似，其中有的与甲骨文、金文相同或相似，有的与隶书相似，有的则与楷书相似。“九”、“阴”、“子”、“阳”、“五”是汉字反写，其余的字符只是与汉字形似，但并不是汉字，是根据汉字形体和结构方法仿制的。94 个字符中有几个明显是象形字，如“鱼”、“木”、“虫”、“巳”、“人”、“鸟”、“兽”等，写法和甲骨文汉字写法都不一样。

汉字甲骨文(包括殷商金文)阶段，书写方法比较随意，可正写，也可反写，偏旁可在左也可在右。从这94个字符看，有几个是汉字反写，可以推知是借自甲骨文或殷商金文。

周国茂综合这些字符的特点后进行了推测，他认为这些文字产生的年代大致相当于秦朝。因安龙从宋元到清初，属于广西泗城府。而广西从秦代就被纳入中央封建王朝郡县体制。封建王朝直接统治的加强必然带来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汉字传入布依族地区后，一些宗教职业者借用其中一些字符，并根据汉字形体和结构方式创制部分字符，用来开展宗教活动或记录经典，安龙发现的布依族古文字，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威宁新发布依古文字是在威宁一带布依族宗教祭司“布摩”用来书写经文的一种文字类型，与汉字大体属同一种类型，其中还夹杂少量汉字。在所掌握的资料中，有的用汉字夹拉丁字母注音，可以大体猜出其含义。下面是威宁县新发乐居村布摩使用的在《殡亡经》(即《丧葬经》)中的一段。

目中师

(母中首)

括弧中的汉字和拉丁字母是为原文注音的，表示其上面的布依字的读音。可以看出，经词中以布依语为主，也有少量汉语(如“引路”、“男女”)。

从这里引用的摩经原文片段看，除去重复的，共36 个文字符号，其中仅8 个汉字，即“目、中、师、大、年、十、酉、开”，而且“酉”、“开”两字的写法已发生局部变化，横被写成波纹状。大部分为自创的文字符号。而且像“男女”、“引路”这样明显为借用的汉语词，都用自创文字符号表示，而不搬用汉字，说明这套文字符号是自成体系的。其产生可能在汉文化(包括汉字)大量传入布依族中之前。但从字符形体和结构类似汉字，应当是受到汉字影响和启发的。当汉文字大量传入布依族中之后，布摩又中借用部分汉字，形成了自创文字夹杂部分汉字的状况。威宁一带汉代时即开通了古驿道，包括汉字在内的汉文化随着王朝官员、军人进入布依族地区的可能性很大。布依族布摩受汉字启发，借用或创制文字符号，用来从事宗教活动、记录摩经等，便形成了一套既像汉字又不完全是汉字的文字体系。

而方块土俗字是一种流行范围比较广的文字类型。布依族三个土语区均有发现。主要流行于宗教职业者中，部分民间歌手也用来记录和创作民间歌谣。这类文字的主要成分是汉字，但大多已跟汉字原意毫无关系，纯粹是标音符号；一部分利用汉字偏旁部首按汉字“六书”造字法创制而成；此外，还有小部分属于比较抽象的符号。

布依方块土俗字的产生，应分两部分。一是汉字，这里从略。二是利用汉字偏旁部首按“六书”造字法创制的方块字，此外就是抽象符号。方块土俗字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是汉文化的大量传入。据史料和布依族摩教经典的记载，可能于唐宋时期就已出现，而到了明清，才普遍盛行起来。

从上列三个地区摩经的文字符号看，大部分为汉字，部分是利用汉字偏旁部首新创的字，抽象符号较少。从总体上说，这类文字是借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其借用方式有借形义和借偏旁部首几种。

抢救刻不容缓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布依族古文字在内的传承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一些古文字文本往往因为传承人的去世而散佚，因此，对布依族古文字文本进行抢救性征集和搜集已经刻不容缓。

8 月14 日，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的抢救布依族古文字工作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世礼指出，布依族在我省分布广泛，是全国布依族的主要聚居地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只有语音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时下，布依族古文字的发现意义重大，让人们有机会重新去认识和了解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她说，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对民族负责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全力抢救布依族古文字，尤其是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要做好挖掘、抢救和出版等工作。

唐世礼强调，布依族古文字的抢救工作不止是布依学会的事情，也是各级民委、文化等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工作，一定要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成效，为丰富贵州的民族文化内涵做出积极的贡献。

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王思明说，布依古文字的发现，是全国布依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国家的承认，只是研究的起步，更深入的研究，还在等待广大布依族儿女以及各界专家们去努力。布依族古文字大多流传在民间摩师等老艺人的手里，这些民间艺人大多年事已高，如果不尽快加以抢救，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他要求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科学规划，整合资源，扎实开展古文字资料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可以借鉴三都县抢救水书的方法进行。他要求全省布依族地区要立即行动起来，争取用五年的时间，把布依族古文字的原件征集和研究工作抓好抓实，做出成果。让中华民族文化更多地融入布依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宝库。

王思明强调:一是国家文化部既然已为“布依文古籍和布依古文字”颁发证书，起点较高，是国家级的平台了。我们要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扎实地开展好各项工作。二是在条件成熟时，召开“全国布依古文字研究会”，召集语言学，古籍版本学，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各类专家进行研讨，深入剖析布依古文字的奥秘，让世界了解布依族文化。三是组织布依先生和有关专家对已申报成功的古籍，进行翻译、注释、出版，让人们能读懂布依古籍。

8 月30 日，代表布依族出席承德会议的姚锦超、何羡坤二人返回到贵阳后，他们立即把承德会议的精神汇报给王思明，当王思明听说出席承德会议的领导、专家们对贵州在抢救保护布依族古文字方面的工作表示赞赏及建议时，他说，赞赏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建议是给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指导，你们回去后要把承德会议的精神好好传达，要及时付诸行动。他还欣然地为下一步工作题词:“抢救布依古文字，传承民族真历史”。

省政协原副主席蒙素芬说，抢救民族古籍，不光是协会的事，而是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各级相关部门的事，大家要提高对民族文化古籍的保护意识，协调配合，才能搞好古籍的抢救、搜集工作。

昆明工业大学教授、云南省布依学会会长罗祖虞介绍云南省抢救布依族古籍时说，古籍抢救，关键是要政府大力支持，投入经费。他说，截至目前，云南省政府已投入了近2000 万元资金从事搜集、翻译、出版、保存等方面的工作，因此，云南省的古籍抢救工作成效显著。

周国茂教授认为，目前在布依族地区发现几种布依族古文字类型，主要是用来作为占卜文字，或者用来记录《摩经》、记录并创作民间文学作品等等。除了流行于六盘水一带的“波拉”文字属于拼音文字、产生比较晚以外，其他类型都与汉字有关，具有悠久的历史。

周国茂说，布依族古文字是布依族古籍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载体，它又承载着布依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从各地陆续发现的布依族古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布依族古文字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搜集整理、标音、释义和深入研究，才能使辛辛苦苦搜集到的这些古文字产生其应有的价值。

周过茂认为，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对布依族古文字调查研究，他说，过去，由于认识的偏差，虽然对布依族古文字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但做得很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一是要开展布依族古文字的普查工作。组织力量对布依族古文字的种类、使用范围、文本、分布情况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除了注意在“布摩”手中调查了解外，还要注意在歌手、故事家、工匠、押礼先生、风水师等，了解他们所掌握和运用的文字及其他符号。

其次是征集和搜集布依族古文字文本资料。在普查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对一些有价值的文本进行征集和搜集，并建档妥善保存。

然后是对布依族古文字字符进行标音和释义。由于懂得这些文字的老人大多已去世，有的已无后传人。所以要尽快组织那些还能读懂这些古文字的“布摩”来进行唱读，由专家注音和释义，这样搜集来的古籍才有价值。

此外，编辑出版布依古文字字典和布依族古文字翻译整理文本。在对布依族古文字字符进行注音、释义的基础上，要尽快编辑出版《布依族古文字字典》。通过编辑字典找出布依族古文字与布依语词汇的对应关系的基本规律，同时供翻译布依族古文字文本和摩经查阅。也便于将来对布依族古文字开展多学科理论研究。

荔波县人民政府县长陈稠彪介绍了荔波抢救民族古籍的做法，他说，从2002 年以来，荔波就发起了新时期“水书抢救”工程，从民间征集到水书古籍原件逾万册，其中的《庚甲》等9 部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荔波秉持着“抢救文化遗产、恢复人文生态、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工作理念，在推进水书征集各项工作的同时，顺势拓展对布依族、瑶族等民族文化的挖掘，神秘的布依族古籍《傩书》因此呈现于人们的眼前。2009年，布依族古籍正式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截止2010 年6 月，已有10 部布依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荔波成了全国布依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典籍最多的县。《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等新闻媒体纷纷对荔波布依族古籍的保护与研究做了专题报道，荔波古籍研究上升为语言学的热门课题，进一步提升了荔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陈稠彪在谈到荔波进行布依族古籍抢救工作时说，“生态立县，文化塑县，旅游兴县”是荔波的发展战略。荔波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肩负起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的特殊使命，从展现民族文化风采到打造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之路。从全面启动布依族古籍征集工作以来，始终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家联合、合力推动”的工作原则，把征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及时组建古籍抢救工作专门机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人才、资金、技术等保障措施，积极开展布依族古籍征集工作，已投入征集保护经费80 多万元，有效地推动了布依文古籍的抢救与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

他说，据初步了解，散存于民间的古籍傩书约3000 册，经书2000 册，目前已经征集到的傩书有300 多册、经书200 多册。虽然有10 部布依族古籍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这只是开启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序幕，更有效地保护与应用民族文化资源还任重道远。今后，荔波将进一步加强对布依文古籍抢救保护与研究工作的领导，切实推进民族古籍原件征集、收藏工作，力争把散存于民间的古籍征集进档案馆加以妥善保存，使之成为布依族文化传承与研究的宝库。

同时，坚持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并举，加大民族古籍的开发力度，立足“布依、水、苗、瑶”等民族文化资源，制定《民族文化发展纲要》，推出民族文化精品，通过文化与旅游的契合，推出荔波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展现荔波民族文化风采，让“布依、水、苗、瑶”等各民族文化竞相发展，展现光芒。

殷切希望

抢救布依族古文字，已得到各界的共同关注。为激励大家对抢救古文字的信心，许多领导、专家纷纷题词鼓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为荔波题词“保护布依文古籍，传承布依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室副主任、语言文字专家张公瑾的题词为:“布依古文，中华新秀”。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的题词是:“发掘布依古文字，传承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国炎的题词是“深入研究布依古文字，开启布依历史文化之门”。（作者：梁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