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布依族文献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口头文献，另一类是以文字为载体，抄写或印刷成书的典籍文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布依族没有创造过与本族语相适应并广泛使用的文字体系，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事象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来传承，这种形式目前在布依族地区民间仍然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明代以后，随着布依族地区汉语文教育的逐步发展，文字的文化传承功能开始为一些布依族有识之士所认识，借用汉字记录布依族宗教经文的民间抄本开始出现。粗略估计，布依族借用汉字并根据汉字字形结构自创土俗字来传承本民族文化至今不过500多年，其他文字符号的出现则更晚，拉丁字母文字不过百余年，波拉文不过几十年。因此，在布依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文字为文献载体的历史并不长，加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以及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干扰，保存下来的文献古籍也不是很多。本文对50年代初以来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与整理以及80年代以来学界对布依族古籍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文献古籍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意义。

一、布依族古籍的发掘和翻译整理

20世纪50年代以前，外界对布依族文献古籍方面的情况了解甚少。民国以前的贵州地方志虽然注意到了布依族(方志中称“仲家、仲苗、夷家”等)在语言、服饰、起居和婚丧习俗等方面与周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大不相同，有的方志甚至对布依族的婚丧习俗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对丧葬活动中宗教职业者——布摩诵经以及经书的情况都没有提到。民国时期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文献中也没有一篇是涉及到布依族古籍的，仅个别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布依族民间存在用汉字记录本民族宗教术语咒诀，“录成经典，转相传授”的现象。①因此， 20世纪上半叶以前有关布依族古籍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等各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布依族民间流行的用汉字记录布依语语音的现象直到20世纪50 年代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50年代初，王伟教授率领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民语系学习布依语的一批学员到贵州省罗甸县罗捆一带进行教学实习，调查并记录到了当地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布摩用汉字记录的经书(布依语称sɯ¹mo¹ 即“摩经”) ，可谓开布依族文献古籍发掘之先河。同一时期，布依族老一辈的民族文化工作者黄义仁先生等也深入到罗甸等布依族地区发掘、搜集了大量的布依族古籍作品。紧接着在50年代中期的语言普查中，又有不少布依族摩经抄本被发现。但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出版印刷条件，所发现的摩经材料没有能以其本来的面貌公之于世。一部分经过翻译、改编之后，以布依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形式整理出来，作为内部资料载于相关集子。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州文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联合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45集——布依族古歌叙事歌情歌，其中一部分古歌实际上就是根据布依族摩经的内容改编的。如讯河等整理的《辟地撑天》、《十二个太阳》、《兴年月时辰》、《造千种万物》等等都是50年代中期搜集的。因此， 50年代的重大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发现，即对布依族摩经民间抄本的发现。

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后，以摩经为代表的布依族文献古籍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文革”期间大多数宗教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止，布依族民间摩经抄本也被视为“四旧”的产物而遭收缴、焚毁，多数地区的摩经都在这一时期被附之一炬。学术界对摩经的发掘、整理也基本停止。直到70 年代末期，“文革”结束以后，作为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布依族摩经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工作才逐渐得以恢复。

为了配合布依族新文字方案的试行推广，从80年代初开始，贵州省布依族聚居的各县(市)有关机构便着手对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的发掘和抢救，翻译整理出一批摩经。如韦廉舟、吴启禄、赵　对贵阳市郊花溪区把火寨、董家堰、龙井寨、四方河、新民村以及乌当区的新堡、偏坡、罗吏等村的布依族牛经书(即摩经)进行发掘和抢救，并将整理翻译出来的把火寨牛经书载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五集，供研究参考。该资料集采用80年代初修订的布依文方案记录当地牛经书的读音，每个布依语词下面有汉语直译，最后是汉语意译，没有附原文，这对于文献古籍的保存和研究来说是一种遗憾。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黄义仁、黎汝标等学者对流传于黔南以及黔西南部分地区的布依族摩经和其他一些文献古籍进行了搜集，经整理翻译后的古籍作品约70多万字收入1998年出版的《布依族古歌》中。该书所收的古籍一部分采用汉字注音原文、新创布依文、国际音标和汉语直译四对照的形式，为学术界研究布依族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80年代中期，伍文义在布依族摩经古籍调查和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与王开吉、王国佩合作翻译整理的贵州省兴仁县明光村《接龙经》和《敬官厅经》载于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编印的《民族志资料汇编》第六集(布依族) 。90年代他还对威宁县新发乡花园村的摩经进行了调查。

除《布依族古歌》以外， 90年代还先后正式出版了《安王和祖王》和《古谢经》，可以说是布依族文献古籍翻译整理成果丰硕的十年。

《安王和祖王》是布依族摩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摩经中都有这一节，只是内容详略不一，名称也不完全相同。1994年出版的望谟版《安王与祖王》在民间没有手抄本，由望谟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黄荣昌、黄仕才二位同志于80年代中期记录整理，并作初步翻译， 90年代初经中央民族大学王伟教授校订布依文和国际音标，周国炎对译文进行加工、润色，并对全文进行统编，最后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望谟版的《安王和祖王》是目前发现的布依族篇幅最长的叙事史诗，全诗1 700余行，用优美的语言生动地反映了布依族原始社会末期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状况，是一部有关布依族古代社会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研究布依族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布依族摩经的艺术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它的问世可以说是布依族文献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望谟县镇纳魁村的《祖王与安王》共1 600多行，由韦永奎搜集整理并翻译，发表于1997年出版的《布依族摩经文学》，但该书只刊载了译文，没有原文对译的形式。望谟搜集到的《安王和祖王》的另一个版本约有560余行，由黄义仁同志翻译整理，收入《布依族古歌》。册亨版的《安王》篇幅较长，共1 500多行，由王汉文同志记录、卢衍同志翻译整理，载于1988年编印的《民族志资料汇编》第六集(布依族) 。此外，贞丰岜浩版和纳禅版的《安王和祖王》也都有手抄本，但篇幅都远不及正式出版的望谟白头坡版《安王和祖王》，其中纳禅版700 余行，无标题，岜浩版(该套摩经中称《告王》)仅300余行，均已收集整理，但未正式出版。

《古谢经》是迄今为止能全面反映布依族摩经面貌的布依族文献古籍，该书由贵州省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合编，王芳礼、韦照熙、杨开佐翻译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正式出版。《古谢经》是布摩在超度亡灵仪式上吟诵的经文。“古谢”是布依语译音，直译为汉语是“做客”的意思。按布依族风俗，老人去世时要举行隆重的超度仪式。亲戚朋友都前来吊唁，这一风俗被称为“做客”，即“古谢”，在“古谢”期间念诵的经即称为“古谢经”。“古谢经”全书共分八卷，采用原文(方块汉字注音) 、国际音标和汉语直译三行对比，并附意译，这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极为方便。翻译整理者精通布依语，汉语水平也比较高。译文既基本忠实于原文，又尽量做到语句优美顺畅。但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疏漏。如第五页左栏第一行原文的注音汉字为“丹”，国际音标注音却是ma³⁵ ，汉语直译、意译均为“骂”。布依语本族词有“骂”这个词，普通的“骂”为ʔda⁵ ，各地布依语对应一致，恶毒的“骂”，即“诅咒、咒骂”为tan¹ ，注音汉字“丹”对应的显然应该是这个词。有些句子意译与直译相差甚远，如第40页左栏第6行的van¹¹直译为“天”是正确的，可理解为“(一)天、(两)天”的“天”，是时间概，而意译成“归天”的“天”即是一个空间概念，二者在布依语中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即van² (或ŋon² )表示前者，ʔbum¹ 表示后者。《古谢经》在翻译整理上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足之处，但它的出版对于学术界研究布依族古籍和摩经文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1997年由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族摩经文学》收录了“开天辟地”“造万物”“造物与造神”“十二层天十二层海”“祖王与安王”“射日·洪水”“驱虫记”“转场”“开年歌”等15篇译自各地摩经中的宗教典籍文献，该书仅有汉语译文，未附原文和逐字对译，而且多数篇目都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原文不完全相符。

黄镇邦和霍冠伦( Stephen Hoff)搜集于望谟县蔗香乡林楼村并整理翻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布依摩经———母祝文》是超度母亲亡灵转用的一种经文，民间有手抄本，编译者采用原文(方块布依字) 、新布依文、汉语、英语四行对照的形式出版，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二、布依族文献古籍的研究

布依族文献古籍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布依族摩经作为研究内容。周国茂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布依族摩经古籍， 80年代中期，他先后对贵州省贞丰、册亨、望谟、平塘、荔波以及云南省罗平等县的布依族摩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以《论布依族殡凡经文学》为题，从文学角度对摩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布依族摩经文学”已被纳入《布依族文学史》中，成为布依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他又从宗教和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布依族的摩经以及围绕摩经所发生的各种文化活动进行全面的研究。作为布依族古籍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他所著的《摩教与摩文化》首次对摩教及其典籍摩经作了全面的诠释，并将其提升到布依族民族宗教的地位。书中还对布依族摩经古籍进行了梳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布依族摩经古籍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所翻译整理的贞丰县岜浩摩经中的一部分被收入1998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族古歌》当中。

最早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布依族摩经古籍进行研究的是贵州民族学院的侯绍庄教授，他在《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的《布依族丧葬祭祀歌社会历史价值刍议》一文中对布依族摩经古籍抄本的成书年代、摩经中出现的古代地名、摩经与布依族的形成以及摩经中所反映出来古代布依族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等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根据侯绍庄教授的研究，布依族用汉字记录摩经始于明朝初年。

贵州民族学院吴启禄教授参与了贵州省贵阳市布依族古籍搜集、整理和翻译的大量实际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布依族古籍翻译整理的经验和方法。在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的《布依族古籍整理“三结合”的尝试》一文中，他将布依族古籍整理的具体方法概括为:一、用国际音标记录，用布依文规范。由于各地布依语在语音上有一定的差异，为了保持各地摩经古籍的原始面貌，但又不违背文字规范的原则，因此在古籍整理的过程中，采用国际音标记录原始读音，文字部分则按标准音点(望谟话)进行规范。后来出版的《布依族古歌》一书也沿用了这种方法。二、保留方言词，拼写方言音。各地布依语之间都有一些不能互通的词汇，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各地的摩经古籍当中，要将这些词保留下来就只能按方音拼写。

三、词译句译并举，遵循信达原则。词译指词对词翻译，也就是直译，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古籍文句中每一个词的含义;句译就是逐句翻译，一方面要紧扣词译，既忠实于原文，还要使全文在意义上具有连贯性。吴启禄教授的经验和方法对人们后来整理翻译布依族文献古籍具有很大的启发。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布依族摩经古籍， 90年代初将贞丰县岜浩村摩经转写成布依文并录入电脑，建立了一个摩经文本数据库。90年代中期开始对摩经中的非口语词(古词)进行定量研究和词源考证，还分别对摩经中的处置句、比较句等句式作了定量分析，并将摩经中的句式与日常生活语言中的句式进行比较。此外还对摩经文字的结构、类型及其文化传承功能进行了研究。成果散见于《贵州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以及论文集《布依学研究》、《电脑辅助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等。

三、布依族文献古籍发掘、整理的意义

布依族文献古籍是布依族人民，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对这些文献古籍的发掘、整理和保护不仅是对布依族文化的贡献，也是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贡献。每一个民族的文献古籍都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其中蕴涵着该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记录了该民族坎坷的发展历程。但口头文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内容往往因为时过境迁而发生变异。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古籍是某个时期口头文献的定格，一旦形成书面语言，就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传播而较少出现内容上的变异。这里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布依族文献古籍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一，为布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开辟新视野。过去，史学家们对布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依据汉文历史文献，如贵州史志及地方志，由于语言的障碍，来自其他民族的学者们无法到布依族古籍中去查找所需的材料。而布依族古籍的发掘、整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目前已整理出版的布依族文献古籍大多采用布依、汉两种语言对译和汉语意译的形式，外族研究者不仅可以从译文中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译了解信息在原语言中的本来面貌以确保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布依族文献古籍中蕴涵着大量有关布依族古代历史、地理、政治、哲学、民族关系、民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材料，因此，对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整理，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将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继承和弘扬布依族传统文化。由于书面语言的欠缺，过去布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口耳传授和在参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不断的熏陶而习得，很多保存在文献古籍中的传统

文化鲜为人知，对布依族文献古籍进行发掘整理可以使古代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弘扬。各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布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

第三，保存珍贵的语言材料。布依族文献古籍中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古代语言的材料，比如有些词汇，在现实语言中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当地的摩经古籍中却得到了完好的保存，说明这些词汇在这一地区经历了一个从显现到隐退的过程，这种现象对研究布依语的历史发展是很有价值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地区的布依族文献古籍将当地已经消亡的布依语保存了下来。贵州省水城县锁蒿村是一个布依族村，居住着布依族百余人，但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放弃本民族语言而转用汉语。到2004年初笔者在该村调查时，全村除一位80多岁的老人能讲一些简单的句子以及几百个单词以外，其余的人都已放弃母语。该村流传下来一本用波拉文抄写的“白摩书”(即摩经)完整地记录下了当地已经消失了的布依语的基本面貌。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复原当地布依语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历史上，很多已经消失了的语言由于有文献保存下来，使人们能够对其语言结构进行重建和描写研究，如西夏文之于西夏语、契丹文之于契丹语。今天的布依语从整体上看虽然没有发展到濒危的地步，但大力发掘整理布依族文献古籍，不仅对今人研究过去的布依语，而且对后人研究今天的布依语，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对以文字为载体的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可以推动布依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目前，布依族文献古籍所采用的文字都是汉文化和其他文化在布依族地区传播的产物，如绝大多数抄本所采用的汉字是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发展的结果，波拉文、拉丁文则源于西方文化。对布依族古籍文字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这些文字类型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过程和途径的探讨。

对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和整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非某个个人或机构的力量所能胜任，需要调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其中。目前，绝大多数的布依族文献古籍还散落民间，有些是抄本，有些则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很多手抄本由于管理不善，多有损毁，口头流传的古籍则由于传授者大多为古稀老人，随时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组织人力、物力对布依族现有的文献古籍进行充分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是文献古籍研究部门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