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明，布依族，1932年6月，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参加工作。中央西南党校毕业，相当大专文化。1955年为贵阳革命干校学员，惠水县委工作员、组织部干事，县人事科副科长，县委办公室秘书。1957年任惠水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第2书记，惠水首届政协主席。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劳动。1972年任三都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1975年任黔南州水电局局长，州革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副州长，州委常委。1982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整党办公室主任。1985年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199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7届委员，第9届常委。第9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13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思明同志，因病于2016年10月22日上午7时45分在贵阳逝世，享年85岁。

王思明：倾情一生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贵州省优秀的领导干部，八届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晚晴》杂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思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0月22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5岁。

王思明一生胸怀坦荡，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热爱祖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保持公仆本色。他严于律己，对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深受贵州广大干部和人民爱戴。退出领导岗位后，仍十分关心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为传承贵州民族文化、保护布依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我是按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办事。”

出生于1932年6月的王思明，自17岁离开家乡花溪投身革命以来，从惠水县的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该县最年轻的县委书记，后来又历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电局局长、州政府秘书长、常务副州长、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秘书长、常务副主席等职。这位从民族地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优秀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从基层工作经历中汲取了脚踏实地地为百姓办事的为政思想，也培养了他怀抱一生的深厚民族感情。

很多人都听说过“双枪老太婆”的故事，解放初期，在贵州当地也有一个能使双枪的女匪首，名叫程莲珍。程莲珍本出生在贵州省长顺县一个普通的布依族家庭，因年轻时容貌美丽，被大地主抢去做了小妾。后来，丈夫暴病身亡，为了保护自己和年幼的女儿，程莲珍学会了打枪骑马。1949年贵州解放后，盘踞在贵州中部的土匪“总司令”曹绍华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封程莲珍为“大队长”，强行拉她入伙。程莲珍从此隐匿在山林间，利用贵州复杂的地形同进剿的解放军对抗，使数十名解放军战士伤亡。

1953年春天，程莲珍被捕获，暂时关押在惠水县等待处置。据说，时任西南军区参谋长的李达将军将此事向毛泽东主席作汇报时，毛泽东说，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我们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当有关不杀程莲珍的消息传到惠水县时，许多干部战士感到不解。省军区和省有关部门领导亲自到惠水召开党团员会，传达党的宽大政策，为大家做思想工作。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当场释放了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匪首。程莲珍获释不久，政府又找回她失散多年的女儿，将母女二人的生活安顿下来。程莲珍对政府感激不尽，几次配合剿匪部队到深山老林，用自己的经历劝说隐匿的土匪投诚。在她的努力下，先后就有20多名土匪向政府投降，惠水、长顺一带的安全隐患迅速消除了。

1958年，王思明担任惠水县政协主席后，县委安排程莲珍做了政协委员。有人不解地问：“怎么能安排她做政协委员呢？她以前可是个土匪啊！”王思明回答说：“毛主席指示把她释放，这是按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办事。”此事在“文革”期间竟成为王思明的十大“罪状”之一，王思明也为此受到了冲击。1985年王思明调到省委统战部后，将有关程莲珍经历的素材提供给布依族作家王廷珍，由王廷珍创作出小说《一个女匪首的传奇经历》。此后，王思明又联系到总政歌舞团，将小说拍成了4集电视剧《蒙阿莎传奇》和《布依女》。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布依族女匪首被共产党政策感化的故事迅速传播开来。

“如果给老百姓办事也算犯错误，那我宁愿回家种地。”

1970年“文革”期间，刚刚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的王思明被委任为惠水县雅水区水头水库指挥长，带领4000多人修建水库。虽然在“文革”初期便受到冲击，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王思明还是不计个人恩怨，承担起重任。整整两年，他吃住在工地，并几次跑到贵阳，从省水利厅请来总工程师李家平指导修建工作。为这件事，他又遭到“造反派”的攻击，说他重用“反动学术权威”来压制贫下中农。王思明毫不妥协，据理力争，终于排除了重重干扰，将李家平留在工地现场指导。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蓄水800万方的水头水库建成了，至今这个水库还灌溉着雅水区的鸭戎、鸭寨等几个乡的农田，造福惠水一方百姓。

水头水库建成后，王思明被调到三都水族自治县任县委副书记。王思明到任时，三都县城还是全州12个县、市中唯一一个无自来水的县城。看到老百姓吃水困难，王思明十分着急。可是修建自来水必须要有管道，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到哪儿能搞到水管呢？县里倒是有一批存放暂时不用的水管，但是属于农用物资，不能随便动用。为了尽快解决三都县城老百姓的吃水问题，王思明调用了500米贮备水管修建自来水管道。不久，上级派人来调查，王思明的一个老同学提前向他透露了此事，要他做好准备。王思明对老同学说：“如果给老百姓办事也算犯错误，那我宁愿回家种地。”当调查此事的省、州干部了解到王思明的确解决了老百姓吃水问题时，也为王思明毫无私心的行为所感动，只要求王思明在规定的期限里将水管归还。王思明找到贵阳铸铁厂厂长潘明昌，刚开口说明来意，厂长马上说：“哦，我知道您，您为咱们三都人民做了件大好事，水管的事情没问题，一定尽力帮助您归还。”

以上发生在“文革”中的两件事，虽谈不上惊天动地，却体现了王思明坚持真理、敢做敢当的个性。在担任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等职期间，他同样以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的原则，团结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83年贵州省开展智力支边扶贫工作以后，王思明带领着贵州省统战系统的职工为智力支边、扶贫开发、富民兴黔献计出力。20年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扶贫办和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有关领导40多人以及省内外参加智力支边工作的人数达5万多人次，共为贵州争取到各类项目数百个，资金逾百亿元。

“我是布依族人民的儿子……”

王思明常常说：“我是布依族人民的儿子，更是中华民族的儿子，只要有一分力我就要尽一分力。”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晚年，王思明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环境、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上来。他四方奔走、牵线搭桥、寻求捐助，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修路饮水、修建学校等公益事业做着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

长顺县改窑镇猛波村与外坝寨是偏僻的民族村寨，少数民族同胞的出行极不方便，要求解决交通问题的呼声十分强烈。1998年，王思明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次向省里和县里的交通部门反映，得到了省、县的重视和支持，拨给经费20万元，用了两年时间修通了两个村寨的公路，解决了少数民族同胞运输化肥和农副产品的困难。

1999年，王思明参加驻黔全国人大代表对贵阳地区的视察活动和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修建一条花（溪）孟（关）公路，促进贵阳5个乡镇经济发展的建议。他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认同，并得到贵阳市有关部门的同意。经过两年时间，总投资2000多万元的花孟公路修建完毕，花溪-孟关-小河经济特区的产业带也由此初步形成。

一生中工作过22年的惠水县被王思明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离开惠水后，他仍然不忘惠水的发展，不忘惠水的人民。从1994年开始，王思明从省改水办争取资金，先后为边远的野马三槽长安乡、王佑区解决了饮水问题，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布依族、苗族同胞终于喝上了放心水。

在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

织金县有一所大木嘎小学，数十年来小学培养出许多少数民族人才，可是学校校舍破旧，条件也十分简陋。1996年省布依学会在织金县召开年会期间，王思明动员与会代表捐款1万多元支援该校。后来在省政协委员周培贤的牵线搭桥下，香港企业家沈国芳女士慷慨捐资27万港币，重新修建了一所小学。如今学校焕然一新，当地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习环境也大大地改善了。

三都水族自治县有个身残志坚的水族教师陆永康，为了水家的孩子能够受到教育，他“跪教”36年。王思明得知陆永康的事迹后，感动不已，专程赶到三都水族自治县羊福镇羊福小学探望慰问陆老师，并当场题写了“民族师魂”的横幅勉励他。王思明还把身上带的1000元钱送给了陆老师的妻子。在小学校，看到校舍简陋、学生没有食堂就餐，王思明回到贵阳后马上与省慈善总会研究，为该校解决10万元资金。

……

正因为他为少数民族同胞所作的这些努力，因为他饱含着的民族感情，众望所归的王思明也博得了人民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