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古文字与新文字

长顺傅家院岩画

册亨石崖古文字

普定反字岩文字

黄义仁先生对红岩碑的解读

《布依族简史》收录的《白摩书》原图

云南东川布依族“卡师”书古文字

六十年前的1956年11月4日至7日，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在贵阳举行，与会的专家和本民族干部、知识分子代表对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并通过了布依族文字方案。布依族历史上第一套在科学调查基础上，由语言文字学专家和本民族知识分子共同创制的拼音文字宣告诞生。布依拼音文字的诞生，是布依族文明史上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事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回顾历史：布依族先民对民族文字的探寻之路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猿相揖别，语言的产生使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也更加准确。但有声语言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稍纵即逝，不能传之久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类通常用实物或者用图画的方式帮助记忆、传递信息。随着社会发展，先民开始用一些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记事，当这类符号发展到形、音、意结合的时候，便发展成了成熟的文字。

诸多资料表明，布依族先民在突破有声语言局限、创造文字符号的实践曾经走过漫长的探寻之路。

在布依族地区，目前发现了多处岩壁画，在一些地区还发现类似文字的符号，比较典型的是关岭的红岩碑。这些图画和符号的含义，目前还没有定论。黄义仁先生在其《布依族史》中，认为红岩碑文字为布依族古文字，并进行了解读。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布依族简史》中，曾收录了一幅《白摩书》抄本图片，图中文字与以往人们看到的方块布依古文字明显不同，但是一直没有研究成果问世。由于与水书相似，有人认为是水书。但贵州省博物馆的文物登记明确载明，这是1958年文物工作者梅世纯从当时的毕节地区赫章县营水公社布依族村民家中征集到的。

这种与楷化方块汉字明显不同的文字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字。但长期以来仅仅从《布依族简史》插图中约略了解这种文字的轮廓，《白摩书》详细的情况以及这类文字分布的情况，一直无从得知。

自2001年起，笔者在贵州境内和云南东川、巧家等县市开展了调查，陆续收集到了与《白摩书》相类似的布依族古文字类型。由于这类文字主要用于择吉，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择吉书古文字”。通过比较发现，这类古文字与同属骆越后裔的水族中的水书是同一类型文字，而近年在广西平果县发掘的感桑石刻文字中发现其文字构型特点与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与水书相同或相似，并有若干相同的文字符号，由此，笔者认为，《白摩书》一类传统择吉书是布依族先民的古老巫书，书中使用的文字是古骆越文字的遗存。文本内容和文字符号在布依族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布依族乃至百越历史文及化以汉字形成和发展的珍贵资料。

根据初步比较分析，布依族此类古文字是由部分古汉字、象形字、未识读字符和抽象符号构成的文字体系。

从内容看，无论贵州还是云南，这些典籍大多用于择吉，即选择出行、建造、婚丧礼仪、驱魔纳祥的吉日良辰以及阴阳宅基和朝向、出行办事的吉祥宜忌方位等。由于都是用于择吉，因此这套文字中天干地支、数字和五行等方面的字符反复出现。经对比，这类古文字在布依族各地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第一，这类典籍使用的文字除了抽象字符外，还有部分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

第二，部分字符与早期汉字（秦统一前的汉字，即“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写法有共同特点，如在同一典籍文献中，同一个字笔画数可多可少，可正写、可反写或横着写。

第三，择吉的时间模式有共通性，比如多以正、四、七、十；二、五、八、十一；三、六、九、十二月作为对某个宜、忌日子的月份组。这种择吉方式至今仍流行于布依族民间。

第四，各地择吉书中都有诸多目前还无法识读的字符和图像，与古汉字共同构成一套文字体系。

从这些共同特点来看，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产生年代比较古远，处于形成中却又未完全定型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先后在威宁新发一带、黔西南安龙一带和黔南都匀一带发现一批布依族古文字资料，其字形部分是方块形，但与汉字形体重合者仅占小部分。而其中一些字符的形体，则与《白摩书》相同或相似。

布依族中用得最广泛的是以现成汉字为主，加上部分自创字和特殊符号构成的文字体系，一般称为“方块布依字”或“土俗字”。研究结果表明，这类文字从唐宋便已开始出现在布依族中，主要用来记录摩经。目前，在贵州、云南布依族三个土语区均发现用现成汉字记录的摩经文本。这类文字除了现成汉字外，历代布依族先民在使用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六书造字法，借汉字偏旁部首新创了部分字符，并使用少量抽象符号，共同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字体系。这是一种特殊的表音文字。因为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是一种形、音、义统一的文字符号，而用来记录布依语后，它主要扮演音符的角色，其形、义包含的意义大多已不复存在。

20世纪初，伯格里在威宁石门坎为苗族同胞创制了一套拼音文字，一般称为“波拉字母文字”。这套文字也被水城一带布依族布摩借用来记录摩经。毫无疑问，这也是布依族古文字的一种类型。

从图像到记号再到成熟的文字（包括自创的和借源的），布依族先民为突破有声语言限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用这些古文字记录所形成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为认识和了解布依族历史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布依族古文字的价值、意义及其局限

布依族古文字，无论哪种类型，在历史上都出色地扮演过自己的角色，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服务，记录下了各个时代的历史以及先民们创造的文化产品。它使布依族传统的以口耳相传形式传承的历史文化以文本的形式，一代代薪火相传，直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些类型的古文字，我们就无从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和文化。

概而言之，布依族古文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布依族古文字的发现，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布依族是既有自己民族语言又有文字的民族。

以往很多文章在介绍布依族时都说布依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大量资料证明，布依族不仅有自己的文字，而且历史上曾有过几种类型的文字。也许这些文字流行范围广很小，没有形成全民族通用文字，但是，人类无论哪一个民族，其文字最初都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流行，包括现在使用人数最多的汉字，不也是这样吗？不能因甲骨文最初只流行在占卜师和部分上层人士圈子里，就否认它是古汉字。同理，不管流行面多窄，只要在布依族中流行过，那就是布依族文字。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布依方块古文字借用汉字，就否认这是布依族古文字。其实，世界大多数民族是用的文字都是借源文字，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构成要素，我们不能因此把这些文字都说成是拉丁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当某种符号被用来记录某种语言的时候，这种符号当然地就成了与被记录语言相应的文字。这应该是比较浅显的道理。

第二，以布依古文字作为符号记录的各种文本，是了解和研究布依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典籍文献。

目前搜集和掌握的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有择吉书、摩经、傩书、文学艺术作品等。虽然这些文献没有明确的时间记录，但通过各种方法，可以探究布依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具有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第三，布依族古文字各类型符号，是研究文字发生、发展演变的宝贵样本。

把布依族古文字各类型进行一个先后排序，可以看出，布依族文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从图画、象形、符号、自创与借用结合再到以借源为主自创为辅的过程。其实，人类各民族最初都曾试图用各种方式解决有声语言的局限问题，在文字创制道路上都做过尝试。但当一些民族取得成功，率先创制出成熟的文字，其他民族便采取“拿来”的方式，停止了独立创制文字的进程。布依族也不例外。因此，布依族古文字是研究人类文字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标本。

布依族古文字虽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择吉书类文字除云南丽江地区外，其余地区已无人能全部释读和传承，因此，这类文字只能作为研究资料，其实用价值已经不存在了。

百年前，水城地区布依族布摩借用了伯格里为石门坎一带苗族创制的拼音文字——波拉字母文字来记录摩经，比起方块古文字，记音更加准确，但是，这套文字毕竟不是专门为布依语设计创制的，苗语与布依语语音系统不同，一些布依语独有的语音，这套文字也同样存在难以胜任记音的问题。加上这套拼音文字的主干是声母，韵母和声调一体，是文字符号中的部件，通过将韵母写在相应位置表示声调。这也带来了学习和掌握的困难。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方块布依古文字。在贵州、云南和四川布依族三个土语区布依族中几乎都有流传，而且正在传承着。这类古文字主要用于记录摩经（包括傩书），也有的用来记录文学作品，比如望谟罗康发现的《王玉莲》，就是清末当地几位布依族秀才根据汉族历史故事翻译改编成布依语作品的，用以记录的文字就是方块布依古文字。此外，布依族民间用这类古文字记录民歌现象也较普遍。

方块布依古文字是一种借源文字，作为记录布依语的一个文字体系，其主要成分为楷化后的现成汉字，部分文字符号是借用汉字偏旁部首，按六书造字法重构而成，另外，还有部分抽象符号。借用的楷化现成汉字，主要是借其音。因此，可以说方块布依古文字是一种特殊的表音文字。按说，当我们掌握了汉字读音后，就可以基本上知道这些文字符号用来代替的布依语读音的含义了。其实不然。由于汉语与布依语语音系统不同，汉字读音并不能完全记录布依语音。从声母看，布依语中的浊音声母[gb]、[gd]以及腭化音[gj]、唇化音[gw]汉语中就没有；从韵母看，布依语中保留了[-m]韵尾和塞音韵尾[-p][-t][-k]，布依语中，a、e、o等原因分长短，这些，汉语中也没有；从声调来看，布依语有八个声调，而现代汉语只有四个声调。语音系统不同，导致汉字所代表的语音不能完全胜任记录布依语的职责，很多情况下只能记录近似音。如果读者对记录的内容不了解，就不能准确地读出其音，从而不能了解其义。方块布依古文字这一局限使学习者非常难以掌握，在实际应用中，人们首先必须先背诵所记文献的内容，用来记录的文字符号只是作为提示的工具。如果完全依赖文字符号，必然发生误读，导致意思改变甚至无法理解内容的含义。

布依拼音文字：一种科学的文字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制的新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这是一套科学的文字体系。之所以这样说，有以下理由：

首先，这套文字是以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作为元素创制的。

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西里尔字母)被称为世界三大字母体系。拉丁字母由于形体简单清楚，便于认读书写，流传很广，成为世界最通行的字母。西欧、美洲、大洋洲、非洲（除北非和埃塞俄比亚）诸语言和东欧的波兰语、捷克语、霍尔瓦特语、斯洛文尼亚语以及亚洲的越南语、马来语、印尼语和土耳其语均采用拉丁字母书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汉语拼音以及壮、布依、苗、侗等民族拼音文字都使用拉丁字母。

其次，布依拼音文字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创制的，与布依语相适应，符合布依语特点，易于学习和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繁荣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势在必行，布依文创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组织专家对布依语进行了局部调查，并于1952 年和1953 年相继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布依语班，培养语文工作专业人才，为创制布依文作准备。1956 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对布依语的40 多个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和同一语支关系密切的壮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布依语内部比较一致，没有方言差别，可以划分为三个土语，只需创制一种文字即可。同时，由于布依语和壮语接近，住地相连，为了便于彼此间经济文化科学的交流，于1956年11 月在贵阳召开的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决定采取布依文和壮文联盟的方针，并通过了布依文方案(草案)，至此，布依族结束了长期没有通用文字的历史。

根据布壮文字联盟方针创制的布依文方案(草案)，以龙里县羊场区布依话为读音参考点，有字母33 个(其中拉丁字母22 个，其他字母11 个)，声母23 个(其中单字母17 个，双字母6 个)，韵母120 个(其中单元音6 个，复元音20 个，带鼻音韵尾的韵母34 个，带塞音韵尾的韵母60 个)，声调符号5 个。

布依文方案(草案)经国家民委批准自1957 年在布依族地区试验推行，受到群众欢迎，并取得一定成绩。60 年代初起，因左的思想干扰和“文革”十年动乱，布依文被迫停止推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得到重新贯彻落实，布依文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0 年，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召开后，布依文修改和重新推行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当年出发点虽好，但不太现实的布壮文字联盟方针，基本上作了否定。同时，根据布依语使用情况的变化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参考音点，确定以望谟县复兴镇布依话作为语音参考点，进行布依文方案的修订。

《修改草案》经贵州省民委审定后自1982 年开始在布依族地区恢复试验推行。经过三年试点推行的结果证明，《修改草案》基本符合布依语的实际情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效果是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现代汉语借词没有标调，很难辩读；韵母数量过多，有的音值相同而形式不同，增加学习负担；布依语长短e 对立的词不多，没有必要设置一整套对立的韵母形式；没有正字、正音和书写规则，缺乏同一书写依据；第三土语有一些自身语音特点如何兼顾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贵州省民委于1985 年3 月21 日至23 日，再次在贵阳召开修改布依文方案座谈会。布依语三个土语区的代表和有关州、市、县民委的30 多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认真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重新拟订了《布依文方案》(修订案)，在原《修改草案》的基础上，增加了音节、正字和正音、书写规则等内容，并作了一些修改。

《布依文方案》(修订案)受到广大布依族干部群众以及从事布依文工作的同志的广泛认可和欢迎，经省民委审定后报国家民委备案。与此同时，布依文推行也得到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

主要表现在，首先，布依文进入了大专院校和中小学课堂。1985 年和1986 年秋，中央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设置了布依文专业大专班，并招收了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生。在黔南、黔西南两自治州和一些布依族聚居县，很多学校积极开展双语文教学，布依文进入中小学课堂。近年来，省教育厅积极开展民汉双语师资培训，也进行布依文教学。第三，布依文教材和读物由过去的自编自印发展到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和报刊正式发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站、微信、QQ等新媒体也成了学习、传播布依文的新平台。值得欣慰的是，一些青年人通过自学，完全掌握了布依文，目前，掌握布依文的布依同胞越来越多，这对传承布依族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鉴于民族文字在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1 年国务院发出“国发[1991]32号文件”，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国家民委语文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贵州民委语文办公室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95 年9 月上旬至10 月中旬，对苗文、布依文、侗文进行了调查、论证和验收。经实地调查的事实证明，首先，这三种文字方案是科学的，经过恢复推行时的适当修订后，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再作修订，一直保持稳定，受到群众的欢迎，说明这些文字方案已经成熟；其次，三种文字试行范围和学习人数是可观的，目前都已普遍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法制建设、医疗卫生、语言研究等各个领域，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第三，三个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对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是赞成和拥护的。

总之，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布依拼音文字是一套科学的文字，易学易掌握，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胞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这套文字。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读物仍然偏少。呼吁各相关部门在文化建设经费中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编写和出版各类读物，使这套文字能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

余论

   古文字和新文字，都是布依族文化中的重要成分。新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更科学、更易于学习掌握，并不意味着古文字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古文字曾伴随着我们民族走过几千年的历程，我们对古文字有着特殊的感情，同时古文字还记录了我们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部门不仅不应该丢弃，而是应该在学习和掌握拉丁字母新文字的同时，继续加大对古文字传承、保护和搜集、翻译出版的力度，为布依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服务。
(周国茂　作者系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