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泽：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兼省农委主任

王安泽（1934～1995）布依族，安龙县龙广人，中学毕业后随父母务农。1950年10月，王经安龙县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参加工作，195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工作组工作员，兴仁民政干校第六队事务长、中共安龙县委土改工作大队队员、县政府人事科科员、县民政科副科长、西南政法学院学员。1955年后，历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兼县第一届政协主席、县委副书记兼秧坝公社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书记。1971年后，历任兴义地区农资公司负责人、兴义地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负责人、地革委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

1975年后，历任兴义地委副书记、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黔西南州州长、州委书记兼州长。1988年后，历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兼省农委主任，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被选为中共贵州省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届、六届省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王安泽自参加工作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镇反、土改、合作化运动、基层政权建设，努力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在担任县的领导工作期间，结合实际，依靠、团结、动员和组织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担任兴义地区、黔西南州领导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深入基层，制定规划，落实措施，精心组织实施。

王安泽在担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分管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王深入全省各地、州、市、县、区、特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效组织实施了冬季农业开发，提高夏粮生产比重；推广高产示范工程，狠抓水稻、玉米示范；以工代赈坡改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工作，增加农产品总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

王安泽1993年担任省人大副主任后，积极参与全省的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经常深入地州市县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基层人大工作。注重农业和农村的立法工作。主持省人大农经委会议研究审议《贵州省乡镇企业条例》、《贵州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修正案）》，初审《贵阳蔬菜基地建设保护管理办法》，提请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主持审议修改《贵州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草案）》、《贵州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草案）》等。

1995年，王安泽在贵阳病逝。

当代的布依甲金——忆安泽

作者：卢惠龙

王安泽，一个从安龙县德卧山区走出来的布依汉子。一路走来，官至地委、州委书记、副省长、人大副主任。在我眼里，他始终是南盘江哺育出来的一个智慧的、本色的、知民情、懂人心的布依汉子。

南盘江，远在南域。德卧，那座小城，像静静地卧在山间的一片落叶，大气磅礴的山峦，是村寨绿色的屏障。白日将尽，天空化为绛紫，蝙蝠翻飞，到处是虫子的叫鸣。土红的墙壁，青黛的屋顶，马头墙檐角和瓦楞上有一蓬蓬当风的草茎。每一座茅舍里面，每一道篱笆后边，充满了欢乐，争吵。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去，春华秋实，人们相宜相伴。安泽生于斯，长于斯。

我认识安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了，经过文革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的折腾，他从安龙来到兴义，是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初次见到他，一望之下，就是那种和大山捆绑在一起的人。典型的布依相貌，方脸，厚唇，敦敦实实，走路有点外八字。见他之前，听说他参加过安龙的土改，一步步担任了安龙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其间，也有他的纠结、恩怨。

1977年秋高气爽时，我得到地委办公室通知，随安泽去贞丰县调研。我那时在地委研究室，属工作安排。时值“三秋”时节，下去无非就是了解农村的秋收、秋耕、秋种。作为安泽，就是去“指导”了。

我们在贞丰县的招待所住下，县委的领导就来了，安泽明确，现在“三秋”大忙，有惠龙陪我，你们自己去忙自己的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跟着我，有事，我会找你们。这样，就把县委的领导打发走了，省去了他所厌烦的官场的许多繁文缛节。

县委领导走后，他对我说，祖祖辈辈，农民不知道怎样种田？农民自己的切身利益在里面的，谷子不从田里收回来，小麦不及时种下去，他们比我们着急。我们这些领导就比农民高明？他们用得了你来指手划脚？弄不好，就是瞎指挥。

我听了他的这番话，我觉得他十分明智。

我故意挑逗他：“照你说来，农业不用管的说法也没大错罗？”

“这话是没大错，问题是出自一个领导公开对全省说这样的话，就有负作用。在一个地区，一些时候，对的话，一放大，就不是那回事了。”

我知道了他的智慧。布依族中的智慧人物被本民族称为甲金，是他们的骄傲，那么，安泽是现代的甲金了。

“今天下午我们去哪里？”

“去挽澜公社，那里有条河，含碱，洗衣服可以不用肥皂。我们洗澡去。”

哈哈，正合我意。

从挽澜回来，我们就猫在招待所没出门，他说，“出去，到一处，给人家增加麻烦。去一处不去一处呢，还说不清，得罪人都不知道。“我想，经过文革，他谨慎了。

那时没电视，只能在屋里吹牛侃大山。

天南地北，轶事笑话，随性而至。说着说着，我就给他说起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来。我说了：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或者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

安泽没搭腔，但我发现他在认真听。

我又说：一个阶级的发展，要以另一个阶级的不能发展为前提。

安泽从床上站起来，在屋里度起方步：一双外八字脚。

忽然，他说：“是该读点书。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问你，在你读过的马列著作中，你喜欢哪一本？“
    ”《法兰西内战》。“

“说来听听。“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1871年写的，他概括巴黎了公社的历史经验。他认为巴黎公社是生产者同占有者斗争的结果。恩格斯说，这本书表现了马克思惊人的天才，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当然，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精彩的语言。比如：以民族统一者自居，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

“你还有这本书吗？”

“有，不厚，好读。”

“回去给我看看。”

……

我们在贞丰住了快一个月，我们去了者相、长田、沙坪、平街、龙场、定塘很多地方。贞丰自然条件不错，山是青青水是绿，青葱的松林，漠漠的水田，比比皆是。我们访问了许多农家，那里农民的生活却很艰苦。其实，安泽对这些是熟知的。有一次，一家农民要留他吃饭，旁边的县委办人员不同意。安泽说，我知道他们要请我吃南瓜，他们是把南瓜砍了放在甄子底下煮的，饭蒸熟了，南瓜也熟了。这种老南瓜抵饿。记得在长田，当地领导向安泽要求给两台履带式拖拉机，无偿的那种，虽然平街很穷，安泽没同意。回来，我问为什么不同意呢？他说，给，是可以的，但不能无偿，我要他们也出一点钱，哪怕只出象征性的一点，比方只占十分之一都行。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让他们出点钱，他们就会爱惜，一点钱不出，拖拉机有点毛病就丢在那里，不管了，他不会心痛，结果成了一堆废铁。

天气渐凉，安泽披上了他黄色的军大衣。地委通知要开农田基本建设电话会，进行动员。要安泽作动员报告，就以贞丰作典型来说。写报告的任务落在我头上。安泽心里不畅。原因是贞丰在牛场的公路边修了引水的渡槽，很气派，费工、费钱不少。这条路是贵阳到兴义的必经之地。安泽说，引水固然有点用，可要有水可引呀！没水、少水，花这么大的劲来修，那是“路边花“，修给来往的人看的。你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

实情在胸，甘苦自知，经历磨砺了安泽。我想到他说过的，有些话不宜在大庭广众说，就对付着写了。

回兴义不久，安泽就被抽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春节回来休息过两周。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他一个人在地委的花园里悠转，我准备锁门时，他过来了，问：晚上有事吗？我说没事。他说，晚上来你这里聊聊。

晚饭后，我先来到研究室，那时天气还冷，我往炭盆里加了木炭，篷好，很快火苗窜起，有了热气。

安泽来了，我给他上了杯茶。我们围着炭盆聊了起来。气氛还好。

他是主讲。他说，这个月，中央开了理论务虚会，他听了两次，也看了许多材料。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僵化半僵化还是很严重，不少人心里有气，学者有不同意见，“两个凡是”没有服输，邓小平说“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会议一开始，胡绩伟、王惠德、于光远六个人作了联合发言，再次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后来，许多让人吃惊的意见都出来了，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

安泽基本上把他记得的意见都说了。我至今记得有人说到马克思主义当时只是德国的一个学派，云云。

振聋发聩，血脉贲张。我想起像高尔基《海燕》说的，在乌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海燕，像深黑色的闪电……

我知道，这番话是因了贞丰谈话的铺垫才可能有。地委大院，芸芸众生，为何来对我说？我们，不只在工作层面，在思想层面也有了交流。

夜深了，安泽临走，交待说：这还不是中央最后的意见，你姑妄听之。依我看，有些根本性的东西一时变不了的。

目送安泽远去的厚实的背影，我有激动，有幸运，有酸楚，也有忧虑。

1982年5月1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安泽当了自治州州委书记兼州长，我第一次看见他穿上了布依族服装，头上还包了黑白相间的头帕，以布依族象征者走上主席台。其实他口才并不理想，讲话时总爱咳咳喘喘，好在主席台上都是照本宣科，也没露窘。

后来，他出访罗马尼亚，回来给州委干部作传达，就咳咳喘喘了。下来，我对他说，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听你咳嗽。他说油路不通了。

1985年秋末，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兰牧骑来兴义演出，我那时在州文化局，我请安泽出面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他没推辞。乌兰牧骑的演员，有蒙古民族的豪放，敬酒时，在一个盘里放了三碗酒，跪下来，把盘子端在上方，边唱边请你喝，你不喝，他们不起来，酒歌也不停歇。我们都只得从俗。谁知，这批走了，下批敬酒的又来了。三巡之后，我和安泽逃避了，躲进了另一个小房间。借着酒兴，我给安泽说了我面临的种种庸俗的矛盾，说我来兴义也十五年了，想回贵阳了。安泽说，“省里的矛盾不见得就高尚。你去师专吧，那里缺个一把手。”我说使不得，文化、教育，虽说靠得近，毕竟两码事。安泽未置可否。

1986年元旦一过，州委的调令就下来了。我磨蹭了一周，去了师专。

去师专不到一个月，安泽让他的副手给我来电话，要我回去组织一台晚会，说总书记胡耀邦要来，这是迎接他的一台小型文艺演出。我自然从命，何况胡耀邦是我敬重的领导人。接下来，便是精心挑选节目，安排演员，配乐合乐……

2月7号晚上八点，耀邦在省委书记胡锦涛、州委书记王安泽的陪同下走进盘江饭店的大会议室，迎接的仪式和演出就在这里举行。我又一次看见安泽着布依服装，兴奋和激动间，神色略微紧张。一开始，就是安泽致欢迎词，他说：总书记不远千里来到我们黔西南，耀邦立即校正：我的行程不止千里，是万里啊！这一认真的玩笑，会场响起热烈的笑声，气氛松弛了些。安泽接着说，我代表全州24万人民欢迎你。耀邦问：24万？安泽立即改说240万……会场响起善意的笑声，毕竟是最高领导人来了，基层的领导人会不紧张？安泽一下子放松了，下面的话，就流畅起来。

第二天上午，耀邦视察师专，胡锦涛、温家宝和安泽一起陪同来的。下午，他们去了马岭的乌拉村，在布依族农民王维刚家吃年饭，杯来盏去。和本族、本家人一起，安泽又如鱼得水了。

1987年11月，安泽参加十三大回到贵阳，住在老干招待所。刚好我在贵阳公干，我去看他。他谈了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谈了会上的花花絮絮后，话锋一转，说，会上，省委领导又给我说要调你去贵阳的事，要走就走吧，我也要走了。

呵？如果不是你要走了，我也走不成？我私下想。

1988年2月，安泽当选了副省长，我也同时调贵阳了。

安泽住在省政府大院，我去看他，发觉他情绪不高，我问他分管些什么？他说：农业、民族、宗教……

我放肆了：老百姓说，宁当鸡头，不当牛尾？

他说，那倒不是。接着是一阵咳咳喘喘……

每年农历的年三十下午，我都去给他拜年，因为我老人也住省政府宿舍，顺道的。我也没脱俗，总要带点年货去，他每次总从大浴池里捉两条大鱼回赠我，说：年年有余（鱼）嘛。

1995年5月28日，安泽在贵阳逝世，62岁。那时我在国外，回来才知道。

挥手自兹去。人生就像一条拉长的绳，打下了一个个结，或是有序顺滑，或是粗砺扎手。自觉或是无奈，高峰或是平地，终了都一样。人生一世的光阴，终究也只能落在朝朝暮暮里，包裹在绳结的细节中。

我又去他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家俱，和普通布依族一样的陈设，一切依旧，只是再听不到他睿智的谈话，听不到那咳咳喘喘的声音，内心有别样的凄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