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祖籍辩析

【作者介绍】伍忠纲，布依族民俗学者，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系贵州省布依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退休前任水钢工会副主席，高级政工师。著有《镇宁布依族》，《嘱咐经》等专著。

贵州的很多布依族自称祖籍是外省籍，绝大多数称祖籍是江西，少部分称祖籍是湖、广，个别称祖籍是蒙古等。本文只讨论祖籍江西说。

称祖籍是江西的说法基本一致，都说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奉朱元璋之命从江西征战到贵州，战争结束后留下驻守贵州，在贵州安家立业，繁衍生息，是明朝征南部队将士的后裔。而且多数家族都能说出祖籍在江西某地（多数称是江西吉安府即现在的井冈山市），甚至能说出来自某条街道、某个村寨。有的还能说出祖先是征南部队的哪一支队伍，是哪位将领的部下，在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有的甚至能讲出祖先参加过那些战役，有的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某次战斗的故事。有的家族不只是口传，其族谱上还详细地写有祖籍为江西某地，某代祖先叫什么名字，奉皇帝朱元璋调北征南之命，讨伐贵州反叛的土司，胜利后留守贵州，是征南部队将士与当地“土人”女性结合变成了布依族等等。布依族过去有不少地方民间还传唱一首叫《调北征南》的叙事古歌。这首叙事古歌各地版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内容大致是贵州这地方，从元朝那时起，由于“戎、夷、狄”三姓土司经常反叛朝廷，抗税不交，所以明朝皇帝朱元璋，就派我们的祖先来清剿、来平叛。平叛后就奉命留下来屯垦戍边。很明显这是一首“屯堡人”的叙事史诗，但朝廷要求各地的布依族用“分”（布依语，即唱歌）的曲调，用布依语传唱，久而久之，就唱成了布依族的叙事史诗。把自己本来是被清剿者唱成了清剿者，把自己是原住民唱成了江西、湖、广籍。由于歌词是用布依语，曲调是用“分”的调子，这首《调北征南》的歌在布依族中一直广泛传唱，相反“屯堡人”早就不知道有这样一首歌，也不唱这首歌了。后来有的人就把这首歌作为布依族是“调北征南”时来到贵州的证据。

从上述的介绍看，布依族祖籍江西说有口传故事，有家谱记载，有歌谣传唱，这一切似乎做实了布依族祖籍江西说。且慢！这一说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多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讨论证，形成了共识，得出的结论是：布依族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从远古至今就是这一片土地的主人之一，不是明朝调北征南时从江西移民到贵州的。这一结论是学界的共识，也得到官方的认可，很多民众也接受了这一结论。但是由于祖籍江西说谬传了六百多年，一些民众还没有认识是谬传，认为是祖祖辈辈口传下来的，不相信是谬传；一些官员懒于学习，不知道布依族祖籍说已经有新的结论，在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还在使用过去的错误传说；个别学者认为布依族祖籍新说缺少历史文献的支撑和考古资料的证实，所以不接受新结论；一些人在撰写文章时由于不知道有新的结论，还在引用过去错误的传说，造成继续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

本文从布依族丧葬仪式的摩经典籍中找到了支撑新说的文献资料，文献明确记载了布依族最晚在唐、宋以前就已经居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通过一些家族的口头密传，合理地解释了祖籍江西说为什么能谬传六百多年的原因。通过对明朝初年相关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生活状况论证了当时明朝军队将士不可能与当地“土人”女性结合而变成布依族。

为什么自己是贵州世居的原住民，却要更改自己的祖籍，说是从江西等省外迁入呢？自己是被明朝“征南”军队“征剿”和占领的，却要把自己说成是占领者呢？这一奇怪的现象，不仅布依族如此，贵州不少原住民族，包括部分原住民的汉族也是这样（多数汉族说自己是“调北填南”来的，说来自南京的比较多）。一些家族还把家谱进行精心编造，把自己的某代祖宗，“粘贴”到外省某旺族的族谱上，然后一代接一代延续下来，复制出一个完整的家谱，仅从家谱上看还真没有多少破绽。有的则把某位历史名人，甚至有的把某代帝王认作自己的祖宗。其实贵州多数人，很多民族，包括多数农村土著的汉族，都是贵州世居的原住民，起码是明朝以前就在贵州生活的原住民。

布依族有一部非常古老的祭祀古籍叫《古谢经》，这部经书描写的大部分内容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情景，那时同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居住和生活的就有布依族、苗族、仡佬族、彝族、汉族等民族，经书上还提到另外好几种民族现在已经没有了。由此可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在母系氏族社会时，就是多民族杂居。书中描写那时各民族之间是友好相处的，例如书中描写到：“与苗族交朋友，苗族朋友送给麝香，与汉族交朋友，汉族朋友送给亮篙”（亮篙是火把的材料）。不仅活人友好相处，经书中还要求鬼魂到天上后也要与其他民族的鬼魂友好相处。在明朝以前，贵州还不是一个行政省，这一地区“天高皇帝远”，中原皇权的统治是象征性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各部落自治，是各部落首领在管理各自的地盘。到了明朝，朝廷对这一地区格外重视，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 年）设兼管军民事务的贵州卫，洪武十年（公元1377 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到永乐年间（公元1413 年）置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大明王朝决心有效打理贵州这个地方，把它作为经营西南的支点。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真正统治西南，派兵南下征讨，史称“调北征南”。据史料载，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 年）朱元璋命傅友德率部南征，十一月攻克普定（即现在的安顺，布依族至今还称安顺为普定，而不是现在的普定县），擒其酋长安销；罗鬼、仡老悉降。紧接着两路大军直捣云南，元梁王败死,战事结束。但没过几年，烽火又起，傅友德不得不奉旨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 年）率兵第二次“调北征南”。由于贵州山高林密的地理特征，大军来了，人们就逃到密林里躲避，大军退了，人们又出来，所以明军持续征战多年，也没有真正制服和控制贵州。后来，当地原住民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被迫表示归顺，但对遭受残酷镇压的贵州各族民众，对明朝官军怀有深仇大恨，有强烈的排斥情绪，反叛之火不时重燃。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朱元璋在位31 年，明朝先后派官兵到贵州“平叛”20 次。明王朝清楚地认识到，只是一味地杀戮、血腥地镇压，是不能真正长久有效地统治贵州这片土地的。血腥镇压埋下民族仇恨的种子，对朝廷的统治不利，对朝廷的驻军也是严重的威胁。为了长期有效地统治这一地区，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消除这一地区民众心中的仇恨，特别是不能让这种仇恨延续到子孙后代。当时朱元璋身边有刘基、傅友德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高人”，他们了解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宁折不弯”的性格，向朱元璋提出很多良策。朱元璋在起兵“征南”之前也对西南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吸取了历史上各个朝代治理西南的经验和教训，精心制定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方略。朱元璋给傅友德的敕谕中明确指出：“云南诸夷，自古叛复无常，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两汉十叛，诸葛亮平其地，终亮世不反，亮卒后四叛，唐九叛，元七叛，将军观此，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他没具体道明诸葛亮是用的什么政策使人们归顺后不再反叛，但对于贵州这个地方，是朝廷经营西南的支点，他为了“制其不叛”，采用了“恩威并用、屯垦戍边、更改籍贯、文化同化”等四项治理方略。这四项治理方略是非常有效，非常成功的，从此朝廷对这一地区实现了真正的有效统治。

明王朝采用的“恩威并用”、“屯垦戍边”两项策略历史资料上有一些记载，但是“强行更改籍贯”、“文化强行同化”两项策略历史资料上没留半点痕迹，因为这两项措施是篡改历史，当时就采取了不准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措施。

第一方略——恩威并用

“恩威并用”就是征剿与安抚，也就是朱元璋所说的“宽猛适宜”的策略。“威”、“猛”就是征剿、杀戮，对不从者彻底剿灭，不留后患。当时对不从者的杀戮是惨无人道的，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在扁担山一带至今还有这样的传说，当时黄果树瀑布下游，现在的天星桥景区的地下暗河全部被尸体堵塞，河水只有从暗河上面的明道翻越流下，过了很长时间，暗河里的尸体逐渐腐烂后，河水才又从暗河里流走。在20 世纪60 年代天星桥还没有开发为景区时，笔者要从那里路过，老人们还在提醒不要走天星桥，因为那里阴气太重。“恩”、“宽”就是安抚，对归顺者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赋，新开垦的田地归自己所有（因为原来的很多田地已经被明朝驻军霸占），有能力的人安排一些低职位的官职让其管理已经归顺的“土人”，即所谓的“以夷治夷”等。

第二方略——屯兵与垦田：

明朝军队吸取第一次“平叛”后就班师回朝，军队刚走民众又再次“叛乱”的教训，于是便把征南的三十万大军大部分留驻贵州，屯兵垦田，扼守整个西南，以防“夷苗”（当时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包括布依族通称夷苗）再次“叛乱”。朱元璋早就预料到“夷苗”会再次“叛乱”，他给傅友德的敕谕中说到：“乌撒诸蛮，伺官军散处，即有此变，朕前巳虑之，今果然，然云南之地，如曲靖、普安、乌撒、建昌，势在必守，其东川、芒部、乌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军扫荡诸蛮，戮其渠长，方可分兵守御耳。”因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贵州这地方出事后才从中原调兵遣将，一是时间耽误，二是花费很大，所以朱元璋命令，把征南的三十万大军的大部分驻扎贵州，屯兵垦田，无事时耕垦，有事时打仗。还动员军人把家眷接来，并分配给土地、耕牛、种子，让其耕种，这就是所谓的屯田制度。现在从贵阳到镇宁这一带的屯堡人，就是当年征南三十万大军的后裔。

现存的史料对当时推行的屯田制度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按三比七的比例驻兵，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屯驻农村。按总旗每人领种田地24 亩，小旗每人领种20亩，屯军每人领种18 亩的比例发给田地、耕牛、种子，使屯军及其家属就此立寨安居。此外，明王朝又以“调北填南”的举措，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前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发给他们农具、耕牛、种子、田地，以三年不纳税的优惠政策，就地聚族而居。他们与屯军一起，形成军屯军堡、商屯商堡，这就是“屯堡”的来历。现在的“屯堡人”就是当年“调北征南”将士的后裔。“屯堡人”，是近年来学者们考察“屯堡”文化时，对他们的称谓。其实布依族和周围其他民族一直称他们为“里明子”或“大袖子”。称“里明子”意思是住在“屯堡”里的人是明王朝的人；称“大袖子”是因为他们女性穿的衣服袖子比较大所以称其为“大袖子”，也就是他们自称的凤阳古装。

屯兵垦田的策略非常有效，由于给“征南”后留下来“屯垦戍边”将士和“填南”来的各种移民很多优惠政策，“屯垦戍边”的将士和“填南”来的各种移民都能发家致富，安居乐业，所以他们也就安心“屯垦戍边”了。这样既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对“叛民”可以及时进行镇压，有效扼守住了整个西南，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第三方略——强行原住民更改籍贯

这一方略史料上没有留下半点痕迹，但是从布依族丧葬习俗中可以证实布依族绝大多数家族在唐、宋以前就居住在贵州，而不是明朝“调北征南”才来到贵州的。当时明朝军队强行原住民更改籍贯有一些家族也有口头密传。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但是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一些家族的家谱被篡改的证据也足以证明确实发生过强行原住民更改籍贯的事件。

由于明朝军队到贵州“征南”时对当地原住民进行残酷、血腥的镇压，强占良田好土，当地的原住民对“征剿”者怀有刻骨仇恨。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仇恨是不利于朝廷的有效统治的，而且这种仇恨肯定要延续到子孙后代。为了能长治久安，巩固朝廷的统治，必须消除这种仇恨。消除仇恨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强行原住民更改籍贯，篡改原住民的历史，强制原住民变成“调北征南”来的将士或者由省外来“填南”的移民。对更改了籍贯的“土人”（不仅是布依族）视为已经归顺，谁不更改籍贯就视为还想反叛。当时朝廷对“土人”进行清剿，谁说是当地的“土人”马上就被杀掉，而且要株连九族，只要说是“征南”来的和外省来的就可保平安。为了生存，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全，“土人”们只好违心地更改了籍贯，同时告诉自己的子孙后代，其祖籍是江西等外地的，是“调北征南”来的将士的后代。这样过了几代人后，子孙后代真以为先人们都是“征南”来的将士或者是外省来的移民。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征剿者”与“被征剿者”的对立，也没有谁仇恨谁了。这是一招狠绝的方略，是明王朝实施得最为成功的方略，成功到连正史和野史都没有留下半点痕迹，成功到六百多年来贵州大部分原住民的子孙后代一直坚信不疑的认为自己祖籍是江西籍或者某外省籍，祖宗们是从江西等地来贵州的。

明王朝的统治者们非常清楚，这种强制原住民改籍贯，篡改历史的勾当一旦被泄露，将遗臭万年，所以朝廷刻意隐瞒这一历史事件，在史料中不留任何痕迹。

那么当时明王朝是用什么方法强行叫原住民更改籍贯的呢？有很多家族有口头密传。据传明王朝当时是通过人口普查登记的措施强行叫原住民更改籍贯的。明王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清丈土地，核查人口。贵州平定后，官府就开始在贵州进行人口普查，进行户籍登记。当时的户籍分为“军户”、“民户”、“匠户”等。“军户”享有很多优惠政策。当时给贵州原住民登记户籍的官员和军人接受了秘密使命，动员原住民都登记为“军户”，因为只有调北征南来的将士才能登记为“军户”，所以原住民必须把籍贯写成与军队将士的籍贯相同。户籍登记要求写到村寨或者街道，当时负责登记的这一帮官员籍贯多数来自江西吉安府，这些登记官只知道吉安府的村寨和者街道，所以他们就把当地原住民的籍贯都写成自己籍贯江西吉安府某条街道或者某个村寨，所以就出现了布依族多数家族的祖籍都是江西吉安府。当时如果不同意把籍贯写成与户籍登记官员的籍贯相同，就被威胁为还不愿意归顺，还想反叛。反正更改籍贯没有什么关系，相反还可以享受“军户”的优惠政策。所以原住民虽然不情愿，但也只好按照登记官的要求更改了籍贯。

在登记时虽然按照登记官员的要求改了籍贯，但还不能把原住民的籍贯固定为外地籍贯。明王朝采用了非常血腥的户籍审查制度来固化原住民更改后的籍贯。明朝规定每年要进行一次户籍核查，其它地方核查的重点是人口的变化和财产的变化，贵州核查的重点是籍贯的变化。登记时户籍已经更改为江西等外省籍，核查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报成原住民，就说你是漏网的反叛分子，当场就刀起头落，砍了。这一招非常厉害，虽然没砍几个人，但有效地震慑了后面的人，后面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当地的土人了。由于每年都要核查一次，人们怕小孩说错，遭来杀身之祸，所以就反复告诉自己的小孩，籍贯是江西的，是征南将士的后裔。果不其然，除了个别家族把这一段历史密传下来外，多数家族过了两三代后，对自己是征南将士的后裔，祖籍是江西的说法坚信不疑。

为了避免后代遭来杀身之祸，有的家族干脆把家谱重新修改，除了籍贯写成江西等外省籍，有的还攀附望族和名人，把外省某望族写成自己的同宗，把某名人写成自己的祖宗。这方面，罗朝宽先生在《我罗氏家谱是如何攀附江西汉人的》一文中有深刻地论述。罗朝宽先生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明王朝“强制改籍”这一事实。例如罗朝宽先生在文章中所举龙氏土司例子就很有说服力。北宋时，就已经被朝廷封为“西南五姓蕃”之首，在贵州拥有上千年历史的龙氏土司的族谱，也被迫伪造成祖先是“调北征南”来的将军。由此可见，明王朝当时强制更改籍贯的力度有多大。

以上的分析和论证足以证明布依族是贵州的原住民，不是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从江西来的。但是由于江西籍之说谬传了六百多年，而且都是自己爷爷、父亲等长辈亲自告诉自己的，有的家族还有家谱为证，所以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对很多民众来说很难接受。学术界的少数学者也以没有书证和考古资料证实为理由，也怀疑这一成果。本文通过研究布依族摩经典籍《古谢经》，找到了书证，证实布依族最晚在唐、宋以前就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有力地驳斥了布依族是明朝从江西洪武年间调北征南从江西来的谬说。

布依族用于丧葬仪式的经文《古谢经》（有的叫兵亡经、古夜亡经、砍嘎经、砍牛经等等，名字不同但是内容基本相同）。这部摩经在“梢本”（布依语）仪式中明确告诉亡灵他的祖宗在“炬州”，叫亡灵去“炬州”找他的祖宗。布依语的“梢”就是叫，“本”就是原籍、祖籍，“梢本”就是叫亡灵沿着祖宗迁徙的路径回到祖宗原来所住的地方去寻找祖宗（贵州还有一些民族也有类似的仪式）。不同地区的布依族，不同的家族叫亡灵去找祖宗的地方首先都是“炬州”，不同的家族后面的州、府、县、村寨才不同。“炬州”是唐代贵州的名称，说明在唐朝布依族就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至今还没有发现那个家族叫亡灵去江西或者其他地方找祖宗的，这说明布依族不是明朝才从江西等地“调北征南”而来，而是在唐朝就是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之一。

第二个有力的书证就是魂幡上的地名。布依族丧葬仪式都要树立一棵类似于汉族的魂杆叫“龙告”，魂杆上挂类似于汉族的魂幡叫“片告”。“片告”上书写的内容类似于现代的介绍信，介绍亡灵是那里的，要到那里去，出生的年、月、日、时，死亡的年、月、日、时，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那些等等。其中亡灵是那里的不同家族书写的地址不同，但是都有 “大宋国广南西路”。 “大宋国广南西路”是宋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在今天的广西、贵州、云南、湖南，重庆等部分区域。这一片区域也是布依族居住的区域。

布依族的“梢本”仪式的地址和“片告”上书写的地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内容，祖宗们迁徙的路径的地名不能叫错，魂幡上的地名也不能写错，否则亡灵就回不到祖宗那里，找不到祖宗。亡灵就要回来侵扰后人和摩师，找后人和摩师的麻烦，丧家和摩师就不“清净”，即丧家和摩师就会出现有人生病，甚至出现继续死人等。所以各个家族在春节、清明节等宗族会上都很严肃地告诉子孙后代祖宗们迁徙路径的地名。

从丧葬仪式经书的这两个环节的书证有力地证明布依族（起码是绝大多数）最晚也是在唐、宋以前就是贵州的原住民，有力地驳斥了明朝才从江西等地“调北征南”而来的谬说。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贵州很多原住民（不仅是布依族）为何谎称祖籍是江西等外省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些文章分析大致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清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压迫，规定“土人”和少数民族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准担任“流官”等，所以被迫隐瞒了自己是原住民，是少数民族，谎称自己也是“调北征南”将士的后裔。二是认为有一部分布依族可能是“调北征南”将士与当地“土人”妇女结合繁衍的后代（叙事史诗“调北征南”就是这么唱的，一些家族的族谱也是这么记载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也是如此分析的）。因为“征南”战争大量杀害了当地“土人”男子，很多妇女守寡，“调北征南”来的将士有的没带家眷，所以就娶当地“土人”妇女为妻，这些人就由汉变成了“夷”。笔者认为，这两种分析都只是“合理推断”，这些推理都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有个别特例，也绝对不是普遍现象，真正的原因还是前面所述，当年是被朝廷强迫更改籍贯。

明、清时期贵州多数时间确实规定少数民族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有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少数民族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但考了也是白考，一般是得不到“功名”的（科举制度时期称秀才以上文凭为“功名”）。所以那时少数民族学子一般都隐瞒真实身份，把籍贯（不是祖籍）报成周边汉族村寨。如镇宁县高荡村在过去是远近闻名的“功名”村。每一科考试几乎都有人获得秀才以上学位，即“功名”，是镇宁县除了县城以外，获得“功名”最多的村寨，所以有高荡“顶子多如芝麻”之说。形容获得秀才以上“功名”的人很多，像芝麻那样到处都是。这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贵州少数民族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官方历史资料上，没有一个获得秀才以上功名的人的籍贯是高荡村的，因为报考时，考生籍贯只有填写成附近张官堡等汉族村寨时才有可能被录取。虽然是这样，但是笔者认为，当时更改祖籍，并不是为了后来参加科举考试。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当地的土著汉族参加科举考试并没有受到歧视和限制，但他们也更改了祖籍，也把自己祖先说成是明朝“调北征南”，或者是“调北填南”来的。还有就是大多数布依族民众并不参加科举考试，他们用不着更改籍贯，但他们都更改了籍贯，都说自己祖先是“调北征南”从江西来的。这就说明那时更改籍贯并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为之。

二是认为布依族是“调北征南”将士与当地“土人”妇女结合繁衍的后代。这一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其实不然。这些文章分析认为，“征南”战争大量杀害了当地“土人”男子，“调北征南”来的将士有的没带家眷，所以就娶当地“土人”妇女为妻，这些人就由汉变成了“夷”，但保留了男方是江西等外省的籍贯。这一说法是对当时历史的不了解和对布依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民族性格的不了解。可以说当时“调北征南”来的将士不敢娶、也不愿意娶当地妇女为妻；当地的妇女（包括布依族）也不愿嫁给征南将士。因为他们双方相互视为仇敌，关系非常紧张，怎么可能结合为夫妻呢！当地的妇女，不论是被敌人杀死了丈夫的寡妇，还是未婚姑娘，对杀害自己亲人，占领自己家园的敌人，是刻骨仇恨的，除非被强行霸占，否则自己绝不会愿意嫁给仇敌。“征南”将士们也是不敢娶对自己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为妻，当时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双方关系紧张的程度，从朱元璋给傅友德的敕谕中，反复提醒傅友德小心蛮夷报复就可见一斑。

朱元璋在一道敕谕中提到：“上天垂象，以示鉴戒，自昔蛮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师久劳于外，恐众心懈驰，为寇所乘，宜严加警备，以防不虞，且蛮夷好置毒水中，将士饮食，极宜谨慎，以副朕怀”。他们连喝水都怕被下毒，哪里还敢让将士们娶仇敌为妻。他们居住的地方都选择比较平坦的田坝，村寨修建高高的围墙和碉楼，时时刻刻提防反叛“蛮夷”的袭击，可以说连睡觉都要睁开半只眼。再说布依族（贵州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在婚姻上比较保守，一般不愿意与外族通婚，不要说和仇人结婚，就是与关系很好的其他民族也不愿意通婚。布依族虽然没有与外族通婚的禁忌，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布依族与外族通婚的非常少，特别是女性。所以，因为与“征南”将士婚配而变成江西和外省籍贯，即使有也是个别特例，多数贵州人绝对不可能都是这样。再说那时朝廷实行屯田戍边制度，不仅允许，还鼓励将士们把家眷接来。将士们肯定愿意把家眷们接来，共享天伦之乐。没有结婚的肯定也愿意回家乡娶老婆，因为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没有隔阂。所以征南将士不可能、也不敢冒险娶当地仇人为妻。

三是为了能当上流官而更改籍贯，这一说法对想当流官者是正确的，但是对多数族群而言也是不成立的。想当流官的人肯定附庸强权，即使朝廷不叫他改籍贯，为了当上流官他自己也会悄悄更改自己的籍贯，因为朝廷明确规定“土人”不能当流官。但是想当流官的人绝对是少数，绝大多数族群都更改籍贯，说明绝大多数的人更改籍贯的原因不是为了当流官。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原住民更改籍贯的原因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为了当流官，更不是“调北征南”将士与当地“土人”妇女结合后把籍贯改为“调北征南”将士的籍贯江西籍，而是朝廷为了消除被占领者后代对占领者的仇恨，强迫原住民更改的。

朝廷强迫原住民更改籍贯，是篡改历史的事件，所以被朝廷刻意隐瞒，不让在历史资料中留下任何痕迹。甚至当时也只有户籍登记官知道，所以到目前，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发现有任何资料记载。但前面提到布依族丧葬仪式的“梢本”环节和“片告”上写的地名清楚记载布依族在唐、宋以前就是贵州的原住民的论据足以驳倒布依族祖籍江西的谬论！

第四方略——文化强行同化

在朝廷的强制下，原住民们表示了归顺，但要实现“大同”，朱元璋和谋臣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文化上同化。朝廷从宗教信仰、文字语言、礼仪习俗等方面，全方位地用中原文化进行同化。

首先，要求家家户户在神龛上张贴中原汉式中堂，统一张贴中原汉式中堂目的是统一信仰。但是汉式中堂上所列的神灵不是布依族信仰和崇拜的神灵。布依族信仰的是“更闷”（布依语）即天神和“报达”（布依语）即祖宗神。布依族认为“更闷”统管天下的一切，但他不管理具体的人，人由各自的祖宗代表“更闷”管理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布依族过去神龛上只摆放祖宗牌位，只供奉祖宗。而“天”神是在村寨里修建的“报更兑”（布依语），即“天”神庙里供奉。布依族虽然认为万物有灵，但其他神灵没有管理人的权力，所以，人们在家里的神龛上没有写上其他神灵的神位，也不供奉他们。在村寨里也不修建其他神灵的庙宇，包括道教和佛教。到了清末民初，在西方传教士的宣传下，布依族才有少量天主教信众，个别村寨才修建小型的天主教堂。中原汉式中堂，是根据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建立的崇拜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天、地、君（国）、亲、师为核心，其他认为重要的神灵都列上，如牛、马、五谷、神农、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灶神菩萨、土地菩萨等等。朝廷希望通过张贴统一的中原汉式中堂，统一供奉的神灵牌位，以实现统一人们的崇拜和信仰。

朝廷要求在神龛上张贴统一的中原汉式中堂，没有受到人们太大的抵触，因为中原汉文化崇拜的这些神灵，布依族也很“敬重”，所以朝廷叫张贴就张贴，至于信仰不信仰那是另一回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布依族（包括贵州的很多民族）家家户户都在神龛上张贴这种中原汉式中堂。汉式中堂所列的神灵，布依族都认为是“好”的神灵，所以把他们的神位贴在神龛上，人们能够接受。但是人们的信仰是不容易改变的，神龛上虽然按照朝廷要求，贴上了这些神灵的牌位，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崇拜和信仰这些神灵。不论是哪个地区的布依族（贵州不少民族都是如此），人们有事在神龛前祈祷请神灵保佑时，祈祷词都是“请祖宗保佑什么什么事”，请的只是祖宗，没有请其他神灵。有什么好事感谢神灵时，在神龛前也只是感谢祖宗的保佑，也没有感谢其他神灵。特别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事情祭祀神灵时，满桌的酒菜摆在神龛前，人们也只是请自己的祖宗们来享用，也没有人请神龛上贴的其他神灵来享用。神龛上贴的那些神灵是标准的“陪神”。这说明布依族所信仰的是天神和祖宗神，没有因为在神龛上贴了其他神灵的牌位而改变，这也说明朝廷统一宗教信仰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其次，要求原住民学汉字、讲汉话、习汉俗。不识汉字，不会讲汉话的不能当流官，当然更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了。贵州在远古时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其中就居住有不少汉族，民族之间一直是相互交流的。交流需要语言和文字，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布依族成年男性，有一半以上会讲流利的汉语，有不少人识汉字。朝廷要求学汉字、讲汉话，人们都比较乐意接受，但要求习汉俗就不怎么受欢迎了。布依族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民族，虽然民族之间，文化的自然交融一直在不断发展延伸，朝廷又有习汉俗的要求，所以布依族吸收了不少的汉族习俗。但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布依族民族风俗习惯并没有被完全同化。布依族仍然保留了很多非常古老的民族风俗习惯，特别是镇宁自治县扁担山地区更为突出。从现在布依族保留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来看，当时明王朝推行的语言、文字、习俗同化的力度，没有更改籍贯和贴汉式中堂的力度那么大。

三是编写诸如《调北征南》等说唱叙事诗，在民间组织说唱，派出“地戏”班子，到原住民村寨进行宣传演出。布依族民众非常喜欢“分”（布依语）即说唱的诗歌。生活中不论是谈情说爱、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聚会交流、宗教仪式都要“分”，自己抒发情感也要“分”一段。“分”主要分为对唱和自唱两种形式。对唱是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自唱是唱自己所选的主题。布依族的“分”有多种固定的曲调，都比较悠扬舒展，犹如高山流水、又如和风细雨，内容有固定的词，也有即兴创作填的词，甚至有的词曲都是即兴创作的。朝廷知道“分”这种文化形式在布依族生活中的重要性，就编写了一些“分”的词，要求人们用布依语传唱。如布依族各地至今还流传一首名叫《调北征南》的歌，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大意是：贵州这地方，从元朝那时起由于“戎、夷、狄”三姓土司经常反叛朝廷，抗税不交，所以明朝皇帝朱元璋，就派我们的祖先来清剿、来平叛。平叛后就奉命留下来屯垦戍边。

另外，“屯堡人”还经常派“地戏”班子，到原住民村寨进行宣传演出，同时还培养一些布依族的“地戏”班子。“地戏”是“屯堡人”的“军戏”，保留至今，变化不大。“屯堡人”通过演出“地戏”的内容，篡改贵州的历史，涂抹征剿者与被征剿者之间的痕迹，同时也起到调和对立双方的气氛，化解被占领者的仇恨，也是很有效的。

在历代封建统治者中，朱元璋是对西南地区，尤其对贵州研究最透彻、治理措施最有力、“业绩”最为突出、统治最为成功的皇帝。朱元璋虽然出生寒微，不论从征剿到治理，都非常重视研究和吸收历史上各个朝代治理西南地区的经验教训。从朱元璋采用的四大方略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当然这四大方略应该都不是他首创。恩威并重和屯田戍边以前不少人用过；更改原住民籍贯，宋朝狄青在广西剿平侬智高

后也用过；文化同化历史上也有人用过。但把这几个“套路”作为“组合拳”，并且应用到了极致，朱元璋应该是第一人，可以说他是统治这一地区最成功的皇帝。

成功地把布依族（包括其他更改了籍贯的原住民族）的祖籍更改成江西籍，把自己改成自己的敌人，而且让其子孙后代六百多年来坚信不疑，从历史的角度讲，这是明王朝最大的成功，是布依族（包括其他更改了籍贯的原住民族）最大的悲哀和伤痛。心甘情愿的认贼作父，心甘情愿的把自己说成自己的敌人。这也说明文化的影响力之大，其力量有时比战争的力量还强大、还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