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身世与族属

莫友芝画像

近代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在写给抗战时期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访郑篇》中，有这样几句诗：

西南两大儒，俱出牂柯巅。

经巢尤笃实，纂述纷云烟。

墨色莽暗淡，不过六十年。

何况未刊稿，留与何人签？

……

诗中所谓“两大儒”，指的就是清末我省著名学者郑珍和莫友芝。本篇所要介绍的，就是其中之一的莫友芝。

莫友芝家世：从武弁世家和书香门第

清代中晚期的贵州文坛上，独山莫氏父子以其精深的学识及宏富的著作，遐迩闻名，备受推崇。对贵州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莫氏父子中，莫友芝表现得更为杰出。由于他在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版本学、历史学、金石书法艺术等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被誉为“西南巨儒”、“西南大儒”、“西南硕儒”等，获得了极高声誉。

莫友芝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与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具有着，接受过良好教育分不开。

关于莫友芝的家世，在其《七世祖武翼公墓并序》诗中有这样的追叙：

惟我九世祖，以明弘治间。

言从上元籍，来征都匀蛮。

事平为留守，受廛城南偏。

这几句诗源于莫友芝家谱的记载。据说，莫友芝祖上原籍江南省上元县（今江苏上元），住城内珠市巷。明代弘治年间，其先祖莫先（或写作“莫玉”）随军征讨都匀苗民。之后便定居都匀，在城西二里沙坪薛家堡安置家业。

按照其家谱的说法，莫先的儿子莫廷美、孙莫尚文以及莫尚文之子莫如爵都是行伍出生。在这些行伍出身的先辈中，莫如爵似乎是其中佼佼者。莫友芝在其《六世祖君显公墓序》中说他“自少负胆智，练弓马，行贾滇池盘江间。西南千数百里，山川利害，习俗好尚，暸暸绘胸鬲。值时多故，常有疆场自效之思，而苦无知者。本朝定鼎，我师平云南，乃以乡导累功平坝卫守备，官至广西游击，封奉国将军。”

莫友芝在墓序诗中是这样叙述的：

吾家虽为儒，实起自行伍。

匀居上三世，营宦遗酒谱。

迨至君显公，勇绩稍可数。

少年负胆智，匹马自行贾。

来往滇粤间，群盗不敢侮。

山川要害地，一一刻心腑。

大师指西南，喟绝瘴箐阻。

公方招募至，慷慨为尔见缕。

遂以长百夫，乡导先我旅。

轻启开熟路，侹侹气如虎。

所向失坚壁，何城不开户。

论功授平坝，守备当卫所。

稍迁都游去，左右郁江浒。

……

据莫友芝家谱记载，莫如爵年老后归田，活到91岁。

莫如爵第三子名云衢，字汝公，是莫友芝的高祖。莫云衢系庶出，生母、嫡母先后去世，继母孛氏待他不好，他又没有别的兄弟，父亲便带他到云南、广西一带经商。莫云衢长大后在广西庆远府德胜镇开商店，娶了一位姓黄的女子，在那里安家立业，养儿育女。

莫友芝家谱中，在黄姓高祖母之前的女性祖先，都没有姓氏，从黄氏是莫氏祖妣中第一个有姓氏可考者。根据莫友芝的描述，她是一位非常勤劳，又很有孝道，对子女教育很严格的女性。莫友芝诗中说她：

上堂甘旨具，妇职无少贷。

高考教诸子，谨信期就则。

亦赖妣氏贤，小过必呵责。

究令崇级公，好学启书脉。”

从诗中可以看出，莫友芝家的“书脉”的开启全赖这黄氏老祖太。正因为有她对子女教育的严格，才让莫友芝的曾祖父莫佳能（崇级公）“好学”，识文墨，才有了莫家后来出大文豪的结果。

莫嘉能，字崇级，是莫云衢第三子，莫友芝的曾祖。据说到他这辈，他同几兄弟才把家迁往独山州的兔场（今翁奇区所在地）的。莫嘉能个性耿直刚强，通达事理，说话直率坦诚。乡里中有人闹纠纷，经他出面调停，往往几句话就解决矛盾，而且做到双方心悦诚服。因此，一些有名望的人物，遇到什么重大疑难事情，都来向他讨教，求他拿个主意。

因此，州里的官员便安排他做“乡约”。乡约是乡里中的小官，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他当了几年乡约，老百姓到州里打官司的人渐渐少了。个中原因，就在于他很善于调解，用不着往上跑了。

莫嘉能读过书，但识字不多。为了改变乡里文化落后的状况，他从数百里外请来名师，把族人子弟及乡里聪明俊秀儿童集合到塾中读书。凡是勤学苦读的学童，他都发给果饼或纸笔，以资鼓励。由于莫嘉能的大力倡导，兔场一带的青少年读书热情很高，形成了一种崇尚文化的风气。

由于莫嘉能重视教育，所以他的四个儿子莫刚、莫灿、莫元、莫强，都先后考取秀才，成了州学附生或岁贡生。从这个时候起，莫氏开始成了书香门第，耕读传家。

莫强，字健行，是莫友芝的祖父。据说他少年时代读书最迟钝，一部《孟子》读了三年还不能背诵。一直读到十五六岁，仍无多大长进。同学们都劝他改学别的手艺，但他却更加发奋苦读，常常废寝忘食。一天半夜，他豁然醒悟，过去一直难于理解的文章，忽然变得浅显易懂了；以前用功读过的旧书，一章章都背得烂熟；新读经史，几遍后就永识不忘；操笔为文，笔端流利，思如泉涌，居然如老练的宿学。以往愚钝如牛的人，面今竟如此聪慧。开初，老师都不相信，经多次测试，才感到惊奇。

弱冠之后，莫强补了独山州学附生，成了秀才。几次乡试未中，就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想法，在家乡办学培养人才。他教书既重智育，尤重德育，要求学生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不要单纯求取科举功名，追求高官厚禄。

莫强个性很强，莫与俦《显考健行公家传》中有短短几句话，把其父亲的鲜明个性描写得栩栩如生：

生平自治甚苛，而待人甚恕，与人无忤，人亦未尝忤之。仪观甚伟，声如洪钟，与家人语，亦响彻邻屋。尝谓“吾作事无不可使人知，诚不解附耳作私语何故”云。

人品心性，可见一斑。莫强也高寿，卒年82岁。

莫强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份可观的家产。但他为人乐善好施，乡里中凡是有急事需用钱，向他求助，都能得到他借贷或赠送，结果弄得家徒四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不得不以菜充饥，但他从不放心上，依然一心教两个儿子读书。正因为他重视子女教育，才有了后来次子莫与俦的成才。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一字杰夫，晚号寿民，是莫强次子，莫友芝的父亲。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十五日生于独山兔场莫氏故宅。莫与俦的长兄叫莫与班，同莫与俦一起随父亲读书，二人都聪颖勤学，文思敏捷。十几岁时参加州、府童生考试，兄弟二人常列居榜首。可惜莫与班未成年便去世了。

莫与俦七八岁时，有族人盗卖高祖墓田，买主坚持要莫健行前去画押才付款。莫健行很气愤，叫莫与俦写了一篇文章斥责那位族人。文章写得入情入理，很快在同族中传开，终于制止盗卖墓田的行径。健行公高兴地说：“吾祖宗得孝弟子孙矣！”

弱冠之年，莫与俦考中秀才，成了独山州学附生，因成绩优异，不久便得食“廪饩”（相当于奖学金）。乡民请他当塾师，从此踏上教书育人的岗位。

当时，莫家藏书不多，邻里中也没有藏书之家。莫与俦就托人去外地购买六经、《文选》之类的古籍，一边自学，一边向学生讲授。几年之间便全部读通。为求得更多学识，莫与俦常拜求名师指教。山东名士萧旃年精通经术，当时到独山任知州，莫与俦拜他为师，很受教益，科、岁试屡获冠军。

   嘉庆三年(1798)秋，奠与俦乡试中举。随即入京会试，于次年春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年37岁。

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翰林院散馆，莫与俦调用为四川洪雅知县，上司改授盐源知县。

道光甲子科乡试，莫与俦受命充同考官。结束后，他接到署理直隶邛州同知的任命，正整理行装，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因无盘缠，无法返黔。正好遇提学使周廷栋去泸州等地校士，被招入幕。周廷栋给了莫与俦一笔钱，才得以回到独山守孝。

服丧期满，莫与俦以奉养母亲张氏为由，请求暂缓返任。从此居家14年，办学授徒，维持生计；族人、邻里有急难之事，莫与俦常给与资助，帮助赎回他们卖出的子女十多起。他待人和蔼可亲，致使“田夫牧子争亲之”(《行状》)。

莫与俦开初受八寨厅（今丹寨县）王氏之聘，团馆教书。八寨一带向来尚武。自从开馆后，学生乐于读书，于是崇文之风逐渐形成。因丹寨离家较远，不便照料家庭，奉养母亲，后应本州之聘，到紫泉书院主讲，一度在家中团馆。

母亲去世后，莫与俦守制二年期满，吏部来文促其入京选官，他辞别亲友北行。在途中，他对“出仕”与“从教”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思想斗争。走到湖北襄阳，终于考虑成熟，决心弃政从教。《行状》对这一思想斗争历程，有一段细致的描述：

       公行至襄阳，熟计日：吾壮也，犹不能诡随；今将老，知愈凿枘。吾历京外官，养亲仍不出束修。今将求仁者粟以祀，又免选耎（指哭弱不胜任免）之羞，其校官乎！刻日归，以改职请。

于是，他由襄阳回到贵州，向巡抚衙门呈请改任教职。按清制，凡县以上的行政官员，均由吏部铨选任命，而且只能分往外省任职；教职则由省决定，在外府任职。

道光三年（1823年），莫与俦选得遵义府学教授。于是领着侧室李氏及莫友芝兄弟赴任，同年十月到达遵义。这年，莫与俦已6 l岁。在任职达19年之久，81岁时卒于任所，葬于遵义城东80里青田山。

莫友芝族属：汉族？布依族？

莫友芝家是汉族还是布依族？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悬案。

按照莫友芝的家谱，其祖上来自江南省上元县（今江苏省上元）城内的“珠市巷”。莫友芝的父亲、莫友芝本人以及其弟莫祥芝等都有著作存世，但都没有发现他们承认自己是仲家或苗蛮的文字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由吴正光、莫俊卿、雷广正、杨路塔、何积全等学者考证莫友芝家是布依族。莫友芝家后人有两种态度，仍居住老家独山的认同是布依族，而随莫与俦到遵义定居繁衍的后人则认同为汉族。在学术界，有人坚持认为是汉族，黄万机先生表示可灵活掌握。

认为莫友芝家是布依族的学者，所用的证据都大同小异。其中莫俊卿、雷广正、吴正光《莫友芝的族属初探》（《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最具代表性，兹录于后：

独山县翁奇区兔场街一向是布依族聚居区，间有苗族和汉族，据史书记载，独山州翁奇地区及其附近都匀、惠水及广西南丹一带，自唐、宋至元、明、清，一向为莫姓土酋居住活动之所，而这一带的莫姓历来都是布依族或壮族。他们早期被称为“蛮”或“苗蛮”，元、明以后被称为“仲家,或“僮家”。乾隆年间成书的《独山州志》卷九记载说：独山州境内“自古土著之人，在独山司曰仲家、水家，间有黑苗。在上下丰宁司者曰仲家，在烂土司者亦曰仲家、水家、黑苗。”又说：“明洪武初，独山司分地方为九牌，曰翁奇（即今独山县翁奇区）、曰摆九、曰瓢洞、曰大地、曰鸡公、曰高乙、曰兰寨、曰秧寨、曰五水，称蟑，是为九名。……又立埠目曰莫、曰陆、曰梁、曰黎、曰韦、曰孟、曰岑、曰罗、曰吴，共九人，是为九姓。九姓分管九牌，而统于土司，故名九名九姓长官司也。……莫曰翁奇。”今独山县内的莫、陆、粱、韦、孟、岑、黎、罗等姓都是布依族的姓氏，故知元、明独山州的“九名九姓蛮（苗）”主要是布依族。这些地区的民族成分到近现代虽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外来的汉族增多了，但布依族仍是当地的主体民族。仅以莫友芝的故里今兔场街为例，该地今有97户，370多人（19 80年底），其中布依族有72户，汉族20户，苗族5户，布依族占总户放的百分之七十强。莫友芝就是出生于这个所谓“苗蛮”的地方。

莫友芝的后代至今仍被确认为布依族。据《莫氏家谱》称，始祖莫先，七世有四兄弟，长曰莫刚，次曰莫尚，三曰莫月，四曰莫强（即莫友芝的祖公）。莫尚的后代莫维书等今住在独山县南部麻尾街，是布依族；莫月的后代住在兔场公社乡下，是布依族；莫刚的后代莫树根等及莫强的后代莫治诚等七户，住在兔场街莫氏故里，今全部是布依族。

1980年11月21日，莫治诚对笔者莫俊卿、雷广正及独山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黎永荣说：“我们莫家的祖先历来是讲曼话，（当地称布依话为曼话，或作“蛮话”）的‘夷’族（布依族旧称）。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讲了，但我小的时候还听大人讲。我童年上学时，老师把我登记为汉族，我的父亲说：“我家不是汉族，是苗蛮（布依族旧称）。填为汉族也好，汉族硬气点，出门免得受欺侮。”1981年元旦，笔者吴正光再次访问了他，他义重复强调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莫树根也说：“我们这一带流行一句俗话：‘江西供头（意思是江西籍老人死了之后，其棺材竖放在家里，脚朝里，头向外），湖广供脚（头向里，脚向外），苗蛮顺梁夺（夺，即搁，意思是顺着屋梁横着放）。当地布依族、水族、苗族都实行这种葬制，我们莫家老人死了也是顺梁夺。”

兔场莫氏在风俗习惯方面也与当地布依族完全一样，而与汉族、苗族、水族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当地布依族把七月半、六月六作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而当地汉族、水族、苗族都没有这种风俗习惯。所以怎样过“七月半”节，是当地区分民族成分的重要标志。布依族过“七月半”节时是很隆重的，外出成员必须赶回家吃团圆饭；从七月初七日迎接祖先回家后至七月十三日止，每天早晚必须焚香烧纸备酒肉祭祖；七月十三日宰鸭、杀鸡、做最好的饭菜，先祭祖，后全家宴饮，饭后烧包（用纸做成的纸包，内有纸钱、纸银、纸金、纸牛、纸马、纸船，外写某祖某公名字），以欢送祖先出门；七月十四日晚饭后再到村外烧包送野鬼，节日便宣告结束。可是，水族、苗族、侗族都不过“七月半”节。汉族虽然过“中元节”，但只在七月十三日、十四日烧包，其余情节都没有。兔场街莫氏不但过“七月半”节，而且完全采取布依族的过法。

至于莫友芝的祖籍，最早见于与莫友芝同时代的曾国藩写的《莫犹人先生墓表》：“（莫犹人）先世居江南上元县。有名先者，明宏治时从征都匀苗，因留守家焉。三传至如爵，累官游击，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强，州学附生，两世皆以君贵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见贵州省图书馆藏拓片石印单行本）。其次，见于莫友芝的弟弟莫祥芝写的《郘亭先生行述》：  “（郘亭先生）上世居江南上元县。前者，宏治间有伟先者从征都匀苗，遂留守焉。始居都匀城外之薛家堡，三传而至如爵府君，官游击。又传即高祖云衢府君，迁居独山州城北三十里兔场街，自是为独山州人。”张裕钊写的《徵君莫子侣墓志铭》亦作；“（子保）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远祖日先者从征贵州都匀苗，遂留居都匀。至高祖云衢又迁独山州，自是为独山州人”（《黔诗纪略》卷一)。比莫友芝略晚的莫馨荣在《（莫氏族谱>序言》中又写道：“爰稽我莫氏原籍江南省江宁府上元县珠市巷人氏。自明朝之时，带军开辟黔省匀郡时，我启祖兄弟三人，大、二公讳荣、贵，三公讳玉。肃清后，荣、贵两位启祖方回原籍，独留三公讳玉往都匀城普巷堂与同乡薛、王、李三姓合为四军，插草为标，寄居薛家堡内。……后裔繁昌，难以居住，一移独山兔场，一移八寨南皋九门”（摘于兔场莫治诚家藏《莫氏族谱》抄本）。以上记载，在莫友芝祖籍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晚期著作如《清史稿》、《独山县志》等皆宗于此，不必赘述。

可是，就在这些年代较早，被人们认为较可靠的记载中，也有矛盾和可疑之处。如在曾国藩、莫祥芝、张裕钊的著作中，说莫友芝的始祖名先，而在莫馨荣的著作中又说其始祖名玉，而且还有三兄弟；在曾围藩的著作中说由都匀迁至独山的第五代祖名嘉能，而奠祥芝、张裕钊则说“云衢”，莫馨荣又说是“子蛟”，“家传”又说是“崇级”。(《莫贞定先生年谱》)。

况且根据正史考证，自唐、宋至元、明，黔南、桂北一带，一直为莫氏“土酋”居住活动地带，为何说“宏治年间莫氏始从江南带军前来开辟黔省匀郡”？例如晋天福五年(940)，有“南宁州（治所在今惠水县）酋长莫彦珠率其本部十八州……附于（马）希范”（见《新五代史》卷66）。宋开宝间，“南丹州酋帅”莫洪鷰自称南丹州节度使，屡次到宋朝奉表进贡，宋朝许其世袭此地。南宁州与都匀、南丹州与独由州，都仅仅是一山之隔。特别是元、明之际的“九名九姓蛮”中的“莫姓蛮”，就住在莫友芝的故里今独山县翁奇区一带，是这一带的“埲目”。说明莫姓一直是这里的大姓。所谓“祖籍”江南云云，疑为莫与俦时代为了参加科举，为了避免民族歧视而故意编造的，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

这种怀疑，还可以从其它许多实例中得到证明。例如广西南丹一带的莫姓壮族，在清代修纂的家谱中，编造了一套来自“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说法，说其始祖莫伟勋系狄青的部将，皇祐四年(1052)随征至广西，受封为南丹州节度使，世袭其地，子孙蕃衍，今广西莫姓壮族皆其后，等等。直至解放前不久，融安县泗顶公社的莫姓壮族，还在编造祖籍“湖南长沙府黄泥塘人氏”的说法，刻于墓碑上，并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然考之史籍，融安县泗顶公社之莫姓壮族实明代来自河池南丹一带的“侵兵”，而南丹莫氏壮族则早于1052年之前的八十多年，即宋开宝七年(974年)，就已经出现在南丹州：莫洪鷰“自称南丹州节度使”，  “牙校陈绍规奉表修贡求内属”，宋帝许其世袭（《宋史》卷494）。可见，广西壮族莫姓祖籍山东、祖籍湖南云云，实属后人伪造。又如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潘、昊、蒙、杨等大姓水族几乎都说其祖先系明洪武年问“调北征南”，而从江西来黔，但考之史实，早在北宋时代这一带即为蒙、潘、吴等姓水族居住活动之地盘（见《宋史》抚水州、环州传）。

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对中国移民史、家谱等有很深的研究，对编造家族来源现象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里也摘录两段，相信有助于对莫友芝族属的认识：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甚至建立以后，真正的民族平等不是容易做到的。在历史上，北方迁来的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优势，当地的民族却被称为蛮、夷，地位低，受到压迫，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所以当地的民族到有了一定地位，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以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修家谱，说祖上也是北方迁来的，那就不是蛮子了，也成了汉族甚至中原望族的后裔，就能与汉族平起平坐了。所以现在的南方，比如广西、云南好像都变成汉人了，那当地少数民族到哪里去了呢？江南、江西、广东、广西也是，到广东去，你若问当地人是哪里来的，回答都是从北方迁来，都是南雄珠玑巷人。怎么可能都是从这巷子里迁来呢？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因为当地的外来移民在社会上占了主流，所以土著居民要改变社会地位，只能把自己也说成是同一来源的人。譬如云南已故的方国瑜教授，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他是纳西族人。但是解放以前，他说是桐城方家，这是因为安徽桐城方家文化程度很高，人家认为了不得。那时如果他说是纳西族，人家会说他是蛮子，瞧不起他。解放以后他恢复真实的民族身份，现在他的墓在丽江的公园里，被视为纳西族的骄傲。又如清朝贵州学者莫与俦、莫友芝父子，自称江宁莫氏，说是由南京迁过去的。解放以后经过调查，原来是当地布依族。湖南很多人也是少数民族的后代，比如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曾任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去世，是溆浦向氏，一直以为是汉族。后来他看了我的老师谭其骧写的论文，才知道自己是土家族，解放以后他就改成土家族。——葛剑雄：《移民与历史：从历史看未来》

第三种情况就根本不存在迁移的事实，家谱中的记载千万不可轻信。这主要发生在南方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当地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也发达起来，但在封建社会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家族，就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谪居的官员、从征的将士、流落的文人等。由于这也满足了汉族官员和士人的民族优越感，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如从唐朝后期起世居贵州的杨保族，到明初就编出了是北宋杨家将之后的谱系；不少广西的壮族家族都说祖先是宋朝随狄青征蛮而迁来的；清朝贵州独山学者莫与俦、莫友芝父子明明是布依族，却要说是迁自江宁。这一假象如果不识破，我们就会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移民史来。——葛剑雄：《家谱的历史价值》

莫俊卿等人的考证、葛剑雄的分析有理、有据，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布依族中，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起码80%以上的人家都说是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或“征苗”而从江西、湖广、江南等地迁入贵州的。笔者住在布依族聚居的贞丰县，但笔者家族，包括其他家族都传说是从江西或湖广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几乎是一个个传说的不同版本。据我们这支周氏家谱说，先祖是洪武年间从江西吉安府朱氏巷（或“珠市巷”、“猪市巷”）迁来。据说，来时有八兄弟，在迁徙途中抱养了一个走散了的别家男孩，该男孩认祖归宗改姓周，因是抱养儿，故取包耳旁的“邹”，喻“抱儿周”，因此一共九兄弟。九兄弟各自分布在什么地方，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地布依族都视汉族为“客边”，认为自己“土边”、“土家”，意思是土著。无论从汉文献还是考古发掘，布依族都是贵州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而居然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家说自己从江西、湖广、江南迁来，足见其可信度不大。

莫友芝家有祖坟在都匀，这与其族谱所谓“从江南到都匀征苗”的说法吻合，但并不能证明他家就是汉族。布依族历史上没有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但某个家族在近距离迁徙的情况却比较普遍。布依族丧葬中有一个仪式叫“热纳”或“热傍”，就是喊地名，这些地名都是祖先迁徙的路线。喊迁徙路线地名的目的是让亡灵顺着祖先迁徙路线回到祖先居住地，与祖灵共同生活。这些迁徙地名，大多在今贵州境内。再从莫友芝族谱看，黄氏之前的祖妣连个姓氏都没有，如果莫友芝家真是汉族，这似乎也太不符合常理。

明清时期，或者至少截止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受到的歧视是十分严重的。儒家讲华夷之辨，是一种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论，这种文化观把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文化标准，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视为不开化的蛮族。在儒家看来，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没有文化，因此也就意味着还没有进化成“人”，就跟野兽差不多。只有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教化，思想观念、语言、风俗习尚全部“儒化”，才成了“华”（而非“夷”），才算是开化成了人。汉文献中为什么把少数民族名称都加上反犬旁？就是儒家这种观念的突出表现。朱元璋之所以要用儒家文化“教化”少数民族，就是践行儒家文化观的突出表现。莫友芝与郑珍合写《遵义府志》，就因为书中把“蛮夷”写进去了，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认为是对乡邦的“大辱”。可以想见民族歧视的严重程度以及莫氏父子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会有多大！莫友芝和郑珍能如实把“蛮夷”写进志书，反映了他们作为正直学者的良心，也不排除莫友芝自己作为“蛮夷”一份子，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尽量挣回一点尊严和平等的想法。

总的来看，无论莫与俦还是莫友芝兄弟几位的著述中没有发现一点自认为是“蛮夷”的文字。这既是那个时代民族歧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然，也是明代以来在少数民族中施行儒学“教化”的结果。莫友芝祖上自其祖父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到了莫与俦这辈和莫友芝兄弟及其子，已经完全被儒化，儒家那套文化价值观成为了他们认识社会人生、观察人情世故和处世为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在社会压力、被儒家思想洗脑后价值观改变的双重作用下，必然导致他们不敢亮出自己的民族身份，也不屑于认同于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如果莫友芝像方国瑜教授、向达教授那样生活在民族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自己从事历史人文和民族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也许敢于并自觉承认自己是布依族。但在那样的时代，这点可能性微乎其微。

写这些，无非是揭示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苛求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