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富：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遭际——布依族青年作家王杰《画蝶记》

青年作家王杰

如果从较为宏观的视野和较长的时段来看，我们可以把王杰的《画蝶记》置于新世纪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书写中来考察。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中描写了秦腔这种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声乐艺术的衰落。鲁迅文学奖得主、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的《百鸟朝凤》，写的是唢呐这种传统器乐艺术的衰落。而贵州布依族青年作家王杰的《画蝶记》则写的是蜡染这种具有地域和民族色彩的美术工艺的现代性遭际。

从小说的结构方式来说，王杰的《画蝶记》与贾平凹《秦腔》和肖江虹的《百鸟朝凤》有较大的同构性，他们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地域性传统文化形式的式微，来表现现代性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明。不同的是，王杰在《画蝶记》当中的蜡染工艺不仅具有地域性和传统性，而且还具有民族性。这就是使得《画蝶记》具有了一种民族文学的特质，《画蝶记》因此担负起在时代转型之际发出少数民族声音的使命。作者对蜡染这种民族工艺是非常熟悉，非常有感情的。他对蜡染工艺的感情，也就是他民族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小说就不能像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样感人。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在文学作品中要想介绍一种工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学徒的视角。《画蝶记》正是如此，小说通过一个叫“阿兰”的小女孩“我”的视角，以学徒的身份，向读者详细地描述了蜡染的制作过程。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将“我”在师父师娘家的感情变化过程和对蜡染工艺的介绍融合在了一起。除了蜡染工艺本身之外，小说还融入了布依族青年男女对歌恋爱的习俗和布依族的神话传说。这些习俗和传说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民族文化意蕴，渲染了神秘主义审美特质，还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传统艺术形式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存在，在深层上，比审美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些传统艺术形式在地方性社会生活中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对“消费者”的道德评价实现的。在肖江虹的《百鸟朝凤》中，“百鸟朝凤”只有历任班主继承人才能学，最重要的表演场合是葬礼，然而并不是每个死者的葬礼上都能享受“百鸟朝凤”的待遇，也不是只要有权有势，出钱多，就能享受“百鸟朝凤”，而是必须要死者德高望重。在这里“百鸟朝凤”已然是一种盖棺论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同样的王杰的《画蝶记》中，每个死者临终前都需要有一幅蜡染。这幅蜡染会用几个场景来表现死者的一生。同样也就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死者及其家属都非常看重这种评价方式。县长在修路工程中徇私，祸害了群众。他去世后，师傅拒绝给他画象征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和高风亮节的竹子。而一个声誉好、桃李满天下的民办教师死后，师娘却用金丝线在蜡染上绣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赞颂。不仅如此，当家属觉得费用超出预算，表示付不起时，师娘却说只需要按说好的价钱支付，把家属感动得差点跪下。放羊老头看了“我”给他画的送终蜡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传统文化当中，人们的精神和自我认同却栖居在道德空间当中。相比而言，金钱和权势是外在的，而德性是内在的。自我认同的内求，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鸟朝凤》《画蝶记》这类写作，对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变了，文化必然随之改变。蜡染是集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符号性功能于一体的。随着现代性的冲击，它的实用功能已经基本丧失了。但是它的审美功能和符号性功能依然存在，甚至以其它形式在生活中再现，例如作为旅游纪念品和收藏品的蜡染。人们对蜡染的感情形式也会发生改变，是不可复制的。这是不同形式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共同遭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依族青年作家王杰的《画蝶记》对蜡染工艺及蜡染文化的饱含深情的写作，与他的民族感情一起，凝结了成一件永恒的艺术品，成为蜡染工艺所携带情感的历史见证。

王杰的《画蝶记》给了我许多意外的惊喜。他对语言的敏感，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他对人情世事的体悟出乎我的意料。从《画蝶记》里，我看到了王杰完全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品质，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