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与《桂花开放贵人来》的前世今生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蓬；好花生在刺梨树，哪朵向阳哪朵红。”音色空灵，唱腔婉转。2019年贵州春晚舞台演唱的这支歌，乃是著名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尽管歌曲经过全新改编，但耳熟能详的旋律，依然亲切、动人。

这首歌，阎维文唱过，龚琳娜唱过，这次演唱的是曾在乌克兰学美声唱法的黔籍歌手周深。

《好花红》传唱于黔南惠水布依族地区，是歌词不同、曲调相似的民间山歌，当地称“好花红调”。山歌风格淳朴，词浅意深。研究者搜集整理的多首“好花红调”，在形式、内容、手法上有着显著共性。形式上，多采用男女对唱，两句歌词为一组，类似传统民歌《竹枝词》；内容上，融爱情于日常生活，“志土风而详习尚”，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手法上，广泛采用源自《诗经》的赋、比、兴手法，“刺梨”“河水”“鲤鱼”等意象反复出现，寄托歌者情思。

《好花红》的特征，因何而形成呢？文艺之风尚，皆与其“生态”息息相关。就自然生态而言，布依族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在《好花红》主要传唱地惠水县毛家苑（今好花红镇）辉油寨，清澈的涟江河在布依村寨逶迤流淌。水畔田埂，野生刺梨花随处可见，这样的自然环境，自然酝酿出山歌的独特风味。就社会生态而言，历史上布依族并无文字，他们以歌言史、用歌传情，吟咏风土、展现民情。

由于好花红调流传的地区地处偏远，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山歌一直“养在闺中人未识”。1953年，贵州省歌舞团到惠水县毛家苑采风，发现当地传唱的《好花红》，经过音乐工作者的记谱和歌词整理，始为世人所识。

在时代气息的感召之下，《好花红》被搬上了县、州、省各级文艺舞台。1957年，北京举行“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艺术会演”，毛家苑乡民间歌手作为贵州文艺代表，唱起了重新填词的《好花红》：“好花红来好花红，中国领袖毛泽东；全国人民他领导，不受剥削不受穷。”一曲唱响，举座叫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好花红》的演出进行了实况转播，全国性刊物《民间文学》也专门向读者介绍了《好花红》。这样一来，《好花红》从田间地头口耳相传的山歌，成为了舞台传唱的新民歌。

更有趣的是，《好花红》在传播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作曲家罗宗贤

1953年，作曲家罗宗贤等人来惠水县毛家苑采风时，政府安排当地最著名的歌手王吉昌老人和音乐家交流演唱，老人看到院子里的两棵桂花树，触景生情，以“桂花”喻“贵客”，编唱山歌一阙。作曲家为歌手的才情打动，灵感闪现，又改编出一首歌曲：“桂花开放幸福来，桂花儿生在桂石崖。桂花要等贵人来，贵客来到花才开。”

这首作品就是《桂花开放贵人来》。此歌的旋律，依然保持“好花红调”的特征，故常被称为《好花红》的姊妹歌。但若仔细比较，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在演唱形式上，《桂花开放贵人来》多以独唱的形式来表演，有别于《好花红》的男女对唱。其次，在歌词中，不再是以男女爱情和民间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民族欢迎解放军、拥护国家领袖的时代生活内容。再次，在手法上，减少了赋、比、兴等传统手法的运用，增加了简洁明快的叙写和直抒胸臆的抒情。昂扬进取的时代气息，取代了婉约悠扬的传统韵味。

最重要的差别，是“地方性”元素的淡化和置换。这体现在歌曲中重要的艺术形象“好花”，从“刺梨花”变成了“桂花”。刺梨是云贵高原特有的植物，是布依族世居自然环境中独特的元素，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桂花则南北广泛种植，地方性并不显著。“好花红调”山歌，歌词或有差异，但“好花”对应“刺梨”，却是固定的。到了“新民歌”《好花红》，“刺梨”这一重要元素却在歌词中消失了；而由“好花红调”改编而成的《桂花开放贵人来》，更是以“桂花”置换了“刺梨”。《好花红》的流变，体现出“民族——国家”的认同，融入布依族民族身份认同，成为了民间文艺作品承载的新兴范式。

时过境迁，《桂花开放贵人来》已成民歌经典；《好花红》则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98年12月，贵州省布依学会将《好花红》选为会歌，刺梨花被推为会徽图案。地方性元素再次得以强调，无疑有助于恢复“地方记忆”，建构国家、地方与族群多元文化身份的统一。

《好花红》的流行，日益彰显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风尚。舞台演唱，龚琳娜取方言清唱，周深用美声咏叹，可谓各美其美；民间传唱，体现“在地性”的“六月六”布依族山歌节。更有新兴媒体打破时空界限，助力民歌“活态传承”。

与时俱进，好花正红。曾在乡场上红火过的山歌光碟，如今已逐渐被智能手机上的山歌微信群取代，古老的民族艺术，在媒介生态演化中，更焕发出来自民间的强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