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打洋抗教”人物罗发先之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神教的天主教在“船坚炮利”的威风下，作为侵略殖民者的文化尖兵，借机深入中国城乡，其“世人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的教义，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相互抵触，如此等等，从而激发了教民与非教民的思想和利益冲突。比如，乡间祭孔和酬神等活动，是要公众集资的，但教民以教义为借口，拒不集资，从而获得了免费参加看热闹的特权。又比如，公共社区制定乡规民约（少数民族地区叫“榔规”），教民又以教规为由拒绝执行，成为法外之民。从而加大了教民与大众的矛盾，这就是清末“教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发先的武装抗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时和现在的当地群众称之为“打洋”。它是教民与大众的思想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极端形式，也是底层群众迫不得已的抗争方式。而清政府对这类事件，心里是支持的，但又迫于武力弱小，国格不全，凡遇事，又不得不偏向“洋教”“洋人”及其教民。从而发生了在处置“教案”中，采取了“又抚又剿”的奇怪政策，以至民心涣散，根基浮动，国祚不永。

　　省官革职又赔款

　　近代史上，“教案”遍及全中国。而贵州省的“贵阳教案”独具一格而又富有代表性。它的最大特点是，民众积极参与，官府坚决支持。但清庭最终迫于列强的“强硬抗议”和武力威胁，终以省官数人被贬、提督衙门赔款作结。这就是半殖民地下屈辱中国的一个缩影。

　　法国天主教势力进入贵州是16世纪后半期的事，起初影响不大。1840年后开始“势张”，1847年在贵州成立贵阳教区，1853年贵州全省三分之一的州县设立了教堂或传教会。

　　当时，法国传教士胡缚理任天主教贵州主教后，依仗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庇护，强买民地，建造大小修院和印刷厂，遭到当时人民抵制，结怨甚深。1861年清贵州巡抚何冠英、贵州提督田兴恕联名向全省官吏发出秘密公函，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最为害民”，指出教会“肆行无妄，心实叵测”，号召“随时驱逐”，“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

　　当年端午节，青岩各族人民按传统习俗到郊区野游，俗称“游百病”。游众途经天主教大修院(教会学校)，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青岩团务首赵畏三已知上司有驱教之意，遂率众一举焚毁修院，逮捕几名教徒，并在田兴恕的指令下，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9日)将张文澜等3名修士和1名厨师秘密处死。事发后，法公使馆要求在贵州指定地点张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文，并赔偿教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但新任贵州巡抚韩超不愿执行。正当双方紧张谈判之时，开州教案又发。

　　开州(即今开阳)教案是青岩教案的继续，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的报复和挑衅。1862年2月13日，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援例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唆使教徒抗缴，破坏政令，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几至动武。开州知县戴鹿芝、团首周国璋，痛恨教会侵权，即在田兴恕批示“缉案就地正法”指令下，在正月内将文乃耳和4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

　　法国公使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赔偿损失，处死田、戴、赵；严惩一切保教不力或查处不严的有关官吏；派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1863年12月在法国战争恫吓下，清政府被迫以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缪焕章等革职永不叙用(何冠英、戴鹿芝、赵畏三已死，毋庸议)，提督衙门赔天主教堂款1.2万两白银等了结此事。

　　干政欺世纵奸民

　　“青岩教案”与“开州教案”史称“贵阳教案”。 “贵阳教案”中，广大民众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但其结果令人费解、迷惑，特别是经过1900年的义和运动之后，反洋教运动式微，部分群众为寻求靠山找庇护，转而投向洋教。此时，洋教士和教友横行无忌，作派令人发指。

　　起初，1861年4月4日，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趾高气扬，手持清政府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公然违反中国法令，以清朝巡抚、提督一级官员的排场，在贵阳乘坐紫呢大桥，雇用鼓吹，盛设仪从，招摇过市，并分别去见清贵州巡抚何冠英、贵州提督田兴恕，激起绅民公愤。何田借故不予理会，并采取措施打击其气焰。

　　到了1900年后，清庭各级官员，不但没有何（冠英）田（兴恕）之气节、作为和担当，反而与教士教民相互勾结，欺压哄骗百姓。

　　据《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黄如望的《天主教贵阳教区惠水区简史》一文载：一九二一年某月，（法国教士）兰士谦由贵阳骑高头大马回来，正遇（惠水县衙）押一犯人到北门外牛场坡枪决。此时，监斩官一见是“兰神父”到来，便立即下令暂避，让兰过去，此时众人鸦雀无声，兰亦不肯离去，随身取出一张明片，强行将犯人释放了。

　　更有甚者，县官上任还要去见神父。据《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志》载：“当时荔波县每任县长上任后，都要到九阡来拜访神甫”（当时九阡属荔波县辖）。

　　更可笑的是，县官与神父还导演了一场共同收服土匪的自欺欺人的闹剧。1922年荔波县县长徐志和曾授权教堂的金神甫招抚韦武、潘国良等为首的土匪百余人，韦武等集结到教堂向金神甫表示愿改恶从善，却不缴械仍旧继续为害人民（见《存稿聚览》之《天主教传入九阡概略》一文，作者潘文质）。

　　以上事例，就是天主教所谓“给中国施加最强最有力的影响”（见《在华基督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的实证。

　　贵定时人对洋教的心态

　　罗发先1906年率众火烧平伐犀头岩圣母堂，此事震摄了教会在当地作威作福、任意胡为、欺压人民的气焰。当年，贵定县十五岁入邑痒、十六岁县城聚徒授课、二十岁省城授课的文化达人段兆鳌，正在家中视母养病修县志。其不仅主纂了《贵定县志稿》，还留有《畅园诗草》自辑诗集等著作。据《黔南文史资料选辑》之《段兆鳌》（作者：周致平 叶茂生 肖子笑）载：一九0六年四月，贵定人民愤于帝国主义之跋扈欺凌，火烧平伐犀头岩教堂，他有诗记其事。以为“田畴荒秽”而“民情殆沸”“忍教良懦遭三木”，才迫使人民起事，“竟成蚁附”。索其原由，“总因苛敛太枭张”。诗中希望负责治安的官员“慎战心”，不要随意屠杀人民，并谆谆嘱咐，“抚彝自古当慈祥”。由此可知，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罗发先武装抗教是报有同情心的。

　　《重校贵定县志稿》上册四十页载：严隽熙，江苏吴县监生，同治三年署任。时新、旧治均为贼踞。知县侨寓贵定西乡平伐司之龙山营，协团绅庭氏坚守一隅，屏蔽省城，通湘粤饷道，以图恢复。犀头岩天主教堂势张甚，贡生罗子山与教民王姓涉讼，公主持公道，力与教抗。教讦于大府，摘公顶戴者五年。同治七年夏，率忠义团勇助大军克复邑城，始复原职，移驻新县，办理善后事宜。

　　这场官司是一个典型的涉教案件。天主教堂“势张甚”，教民与贡生罗子山发生争讼，都要靠知县来主持公道，官司还打到了省府，最后还是教民获胜，连知县都“摘了顶戴”。由此可见，当时教民之威势是无可比拟的。一方之贡生罗子山都斗不过，何况一般的民众。要知道，一名贡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高的人，得此称号是可以做官的，至少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有名望的人。

　　所以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罗发先在“祖宗都不要了，事情本不在理”（见《罗发先家书》）的朴素思想下，率众“打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推翻腐朽无能的清王朝作出了贡献。（文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