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杵：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韦杵（1883-1951），少将，布依族，原名韦明俊，字天培，化名赵善成，贵州省安龙县钱相乡巧马村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云南讲武堂特别班（与朱德是讲武堂同学）。年轻时曾从湖南回乡于今安龙县第一小学任教。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8师师长，云南“剿匪”军第2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处长，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大队长，第58军新编第12师副师长兼旅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军衔。

人生履历

晚清时期，家境清贫，得外祖父支持，幼入乡间私塾，后入府城景氏塾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长沙考入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回乡，应聘在兴义府高等小学堂任教。后辞去教职回家。深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少数民族备受欺凌歧视，愤然不平，决心弃教从戎。宣统元年（1908年）迳赴昆明，投入云南新军。参加新军后，充任马夫、伙夫、士兵。宣统二年（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特别班。翌年参加蔡锷领导的辛亥重九起义。

民主革命时期，先后在护国军第3梯团顾品珍部任排、连、营长等职。随军参加了护国之役、入川作战，接着又参加护法战争。1920年任滇军顾品珍部第3混成旅第6团团长。1922年唐继尧指使吴学显袭杀顾品珍后，率部辗转到达广西柳州，奉孙中山令，与桂军会盟，誓师东下征讨陈炯明，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功升任第3混成旅旅长，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大革命时期，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第3军8师22团团长，在第3军受到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朱克靖的影响，对蒋介石独裁尤为反感。1927年初朱德到南昌担任军官教导团团长，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交情笃厚，往来密切。5月起历任第36军28师师长、副军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任命为第9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当时因在九江养伤，故未到第9军任职。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部驻玉山县，消极对待蒋介石的“剿共”命令。1928年仍任国民革命军第28师师长，驻军赣南。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酝酿建立抗日反蒋政府时，参加了在福建南平举行的会议。11月参加蔡廷锴、李济琛等主持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率部撤至福州。后因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而被蒋介石通缉，为避蒋介石的追杀，在其上司金汉鼎的帮助下，化名赵善成从上海回到贵州望谟。1936年初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遣人到安龙，迎请其赴昆明共事，被任为云南“剿匪”军第2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少将处长，后改任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国民革命军第58军组建时，任新编第12师副师长兼第2旅旅长，参加了鄂南（湖北省崇阳县大沙坪）战役。不久，回昆明继续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全力培养军事人才。性忠厚，生活朴素，严于律己，不计得失，与下属、士兵友善，深得大家的爱戴。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退出军界，主持贵州旅昆同乡会主办的在黔中学，直至云南省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51年因病在昆明逝世，终年68岁。

少年酬志 出谷迁乔

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韦杵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名字，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也应该记起的名字。韦杵，又名明俊，字天培、降魔，布依族，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清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六月初四生于贵州安龙县钱相乡桥马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上世纪末的钱相马桥村，还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布依族村寨，生存环境恶劣，山高坡徒，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世居在这里的布依族人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苦生活。韦杵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人，所幸得到外祖父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韦杵在幼年时有机会进入乡间私塾和府城景氏塾馆读书，而在他之后的三个兄弟就没有他幸运。韦杵从小聪慧，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尊敬师长，常得到先生的称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韦杵带着干粮、穿上布衣草鞋，几经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考入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在湘求学期间，深受“三湘文化”熏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刻苦和努力，尤其是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开始关心国事民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成回乡，受聘兴义府高等小学堂任教。该高等小学堂，为一所公立小学，其环境、师资、条件尚好，是当时贵州为数不多的高等小学，所招生学生多为当地有一定地位的官家、富家子弟及一些士绅子弟。这一年，也正是后来成为国民党第二号军事首脑何应钦考入该高等小学就读的时间。韦杵在该学堂任教的期间，因看不惯一些纨绔子弟的腐败行径而直言不讳，遂遭排斥、歧视，甚至受到诬蔑和攻击，韦杵愤然辞去教职回乡。

弃教从戎 投身革命

晚清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少数民族备受欺凌与歧视，韦杵内心充满不平，决心经武报国，决意弃教从戎，探寻革命道路。宣统元年(1908年)，韦杵赴昆明，欲投云南新军。开始，无人引荐，新军拒收。韦杵不甘心，滞留昆明，以帮人拉车运货为计，再托朋友军中说情。滞昆期间，一天，韦杵至筇竹寺闲逛，见韦陀塑像威武无比，浮想联翩，传说中韦陀将军手执金刚杵，降妖仗魔，正谙合自己志向，于是改明俊为杵，字降魔。 经多次说情，感动新军长官，得以接收。入新军后，先为马夫、伙夫、士兵。

宣统二年(1909年)，韦杵凭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所学知识，以优异成绩考进云南讲武学堂丙班。当时的云南讲武学堂，是国内享有一定影响的军武学校，主要培养军队所需人才。学堂具有近代化军事教育与训练条件，并按照所招学员对象的不同分甲、乙、丙三种班级，甲班主要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乙班是选调巡防管带、帮带、哨官、哨长入学；丙班是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内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课程设置分别为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卫生学，称大教程；另开设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和阵中勤务令，称小教程。课程设置完善，教学质量高，管理规范，纪律严格。韦杵在学习中尤其勤奋刻苦，在同学中广结人缘，深得同学好评，并得到教官顾品珍器重。

1910年7月，因新军急需补充军官，学堂从丙班及后并入讲武学堂的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学习成绩优异的一百名学员编为特别班，韦杵为其中一员，从而结识了朱德、金汉鼎、唐淮源、朱培德、范石生、王均、杨如轩、杨池生、董鸿勋等，且交情笃厚，往来密切。 1911年10月，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蔡锷领导新军发动辛亥重九起义，韦杵及讲武学堂特别班同学积极响应，参与战斗，成为新军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力量。同年11月，韦杵在讲武学堂毕业，派往新军第三梯团顾品珍部任排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遂倡护国起义，宣传云南独立，出师北伐讨袁。韦杵在护国军第三梯团先后任连长、营长等职，随蔡锷、顾品珍部由昆明经宣威进入四川作战，参加了泸州、燕子岩、横江、安边、纳溪、棉花坡等战役。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韦杵所在“在川靖国军”部积极拥护，并率部挫败北洋军吴光新部，后辗转成都、资阳、重庆、简阳、资中、内江及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地。在历次战斗中，韦杵身先士卒，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开始显现其军事指挥才能。1920年，韦杵升任顾部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团长。同年秋，随顾返回云南，参与驱逐唐继尧。 1922年春，唐继尧反攻昆明，并指使土匪吴学显袭杀顾品珍，顾部退入贵州毕节、盘县等地。此时，孙中山正在广西桂林组建北伐军大本营，顾品珍余部积极响应号召，给孙中山发电，表示“愿为北伐前驱”。韦杵与张开儒、杨希闵等率部约5万余人，于贵州盘县出发迳赴广西柳州，与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会盟于大湟江，誓师东下征讨陈炯明，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东征中，韦杵战功显著，论功升任滇军第一旅旅长，驻军韶关。

北伐骁将 命途多舛

大革命时期，韦杵坚决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韦杵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隶属右翼军。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为韦杵的同学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共产党员)，第八师师长朱世贵。8月，韦杵率部进入湖南、江西作战，先后参加醴陵、萍乡、宜春、上高、新喻、高安及南昌等战役。11月，占领九江、南昌。在各次战斗中，韦杵娴于韬略，智勇兼备，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屡建奇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得朱培德的赏识。攻下南昌不久，韦杵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副师长。

1927年5月，第三军扩编为第三军和第九军，韦杵任第九军(后改为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师长，主要负责江西防务及对南京、安徽方面的警戒。是时，共产党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准备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多次向中央前敌委员会推荐韦杵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德本人为副军长。朱德之所以推荐韦杵，一方面，韦杵是朱德故交，自云南讲武学堂结识以来，深知韦杵为人正直忠厚，刚直不阿，生性磊落，英勇善战，深受官兵爱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滇、黔军人中有较高威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指挥将领。另一方面，韦杵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反感蒋介石的军阀混战和独裁统治，是可以争取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对象。鉴于此，朱德在起义前亲自找过韦杵交谈，共同分析、研究国事，晓以革命大义，韦杵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的互相讨伐，互争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其结果是战祸不断，百姓遭殃的状况十分反感和失望，并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支持共产党的起义暴动。于是中央前敌委员会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命韦杵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朱德为副军长。然而，在起义前，韦杵因伤赴九江、武汉进行治疗，未能到任，也就未能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因革命形势需要，中央前委方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虽说韦杵没有参加起义，但韦杵的部分部属已参加了起义，有的后来还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可以说，这是韦杵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也是他一生中挥不去的悲哀！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急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围攻南昌城。由于形势所逼，以朱德为先遣司令的起义部队，于8月5日撤离南昌。9月，韦杵伤愈，由武汉返江西，继续任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驻扎玉山、东馆、营山、腾桥一带。11月，蒋介石再次组织“北伐”，但这次“北伐”实质上是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暴发的混战。期间，韦杵部留在江西消极对待将介石的“剿共”命令。

1928年2月，国民党将第九军改为第三十一军，韦杵仍为二十八师师长。同年10月，由于韦杵“剿共”不力，加之韦杵又曾被共产党任命为南昌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蒋介石非常恼怒，于是借部队整编之机，将韦杵降为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调往抚州、吉安一带。1929年3月至1930年春，先后爆发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期间，韦杵率部驻扎赣州、抚州一带，进行消极“剿共”。

1933年10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联合陈铭枢决定停止对红军进攻，派人前往苏区与红军洽谈停战事宜，并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时，积极准备发动“抗日反蒋政府”(也称“福建事变”)。11月，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举行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也叫“抗日反蒋政府”)，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韦杵坚决拥护，并积极参加。这也看出韦杵反对蒋介石搞军阀混战、镇压共产党和实行独裁统治的思想是一贯的。“福建事变”不久，部分将领倒戈，韦杵指挥所部在尤溪口阻击倒戈将领刘和鼎进攻延平达半月。“福建事变”失败后，韦杵率部撤至福州。此时，蒋介石发出对韦杵进行“就地正法”通缉，幸得韦杵原上司及故交金汉鼎(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事先得知消息，速派人提前通报，韦杵方得以脱险。为避蒋介石的追杀，韦杵化名赵善成，由福州乘船往上海，住进法租界。后几经周折，于1934年回到贵州望谟县板陈王海平处。王海平时任黔桂边区清红两江独立保商营长、贵州西路纵队司令，思想进步，积极主张抗日，在当地布依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韦杵到望谟后，一方面积极支持王海平工作，协助王建立板陈兵工厂，制造枪弹。另一方面，说服同乡岑立国、岑国斌脱离广西桂系白崇禧部，加入王海平纵队，进一步壮大王海平地方武装力量，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反蒋自救军”。

心系桑梓 重教安民

上世纪三十年代，安龙等地地方土匪肆虐，1935年4月，安龙部分开明士绅联名函请韦杵回乡维持地方治安。5月，韦杵回到安龙，成立治安委员会，被推为主任。之前，安龙县城匪盗猖獗，治安混乱，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大街小巷饿蠕塞途，畜粪、垃圾遍地。韦杵主理该县治安后，组织城防自卫大队，重治盗匪，下令不准赌博、窝藏盗匪、偷鸡摸狗，严格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学生、士兵成立“晨呼队”，每日拂晓沿街催促居民起床，整顿环境卫生。经过数月整治，安龙城治安、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期间，韦杵尤为关心教育，与士绅商议，将公租、庙租提成，一半用于提高教师薪金，一半用于添置教学设备，以致安龙一时学风丕振。

风云忌讳 终老他乡

1936年初，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韦杵已回到安龙，遣人往安龙迎请韦杵赴昆明共事。韦杵与龙云本有旧交，对龙信任，遂前往。先为“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处少将副主任，后任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抗战爆发，韦杵任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参加了湖北崇阳、大沙坪战役。不久，回昆明继续从事军训工作，全力培养军事人才， 抗战胜利后，韦杵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发动内战，于1946年春退出军界，专事贵州旅昆同乡会创办的黔灵中学工作，少与外界接触，生活淡泊，衣着朴素，全心投入教育。

1948年任云南省政府顾问，1949年12月，参加卢汉、龙云领导的云南起义。1950年，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对云南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出过不少积极的建议，进行过一些积极的努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2年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 韦杵，生性谦和忠厚，生活俭朴，严于律己，践履笃行，不结私党，嫉恶如仇，关爱乡土，不计得失，与人友善，深得乡人、部属爱戴。他戎马一生，思想进步，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不愧为一代名将。